公元751年，阿拉伯征服者终于和中国人面对面了，并在中亚怛罗斯河的一场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把穆斯林带到了一个天然边界，意味着至少在短时期内，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让他们继续扩张。另一方面，败仗给中国带来了震荡和余波，触发了粟特将领安禄山反抗唐朝统治的著名叛乱。在此后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动荡中，阿拉伯人的开拓行动告一段落。
阿拉伯帝国的征服行动促进了它治下的大面积贸易交通网络的发展，他们将阿富汗及费尔干纳谷地的绿洲城镇与北非及大西洋地区都联系在了一起。聚集在中亚的财富多到令人震惊。在片治肯特城和今乌兹别克斯坦巴拉雷克特佩等地出土的文物表明，当时的人们极端崇尚艺术，同时也暗示了他们的富裕程度。宫廷生活的场景，以及波斯史诗文学中所描述的情景，都被生动地展现在私人住宅的墙壁上。其中一幅在撒马尔罕某宫殿中发现的壁画，表现出伊斯兰世界的辉煌：地方首领在接受外国（中国、波斯、印度，甚至可能还有朝鲜）使者的供奉和朝拜。穆斯林势力下的这些城镇、行省和宫殿，遍布所有商业通道沿线。
随着巨额财富汇集到中央政府，大量的投资项目开始在叙利亚等地上马。公元8世纪，在杰拉什、西多波利、帕尔米拉等城市，大规模的商业建筑拔地而起。贸易商和旅行者将他们的所见所闻带回家乡，比如市场上卖什么东西、伊斯兰世界之外的人长什么样等。一位记录海外见闻的作者这样写道，中国人无论长幼，“春夏秋冬都穿丝绸”，有些料子的质地相当精良，令人难以想象；然而这种奢华并非涵盖所有方面：“中国人不讲卫生，他们便后不洗屁股，只是用中国纸擦擦而已。”
但至少中国人喜欢戏曲，不像印度人，将娱乐表演视作“羞耻”。印度的所有统治者都滴酒不沾，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宗教原因，而是出于一种质疑：如果一个人喝了酒，“怎能清醒地治理一个王国呢”？尽管印度是“一个遍布草药和哲人的国度”，但中华大地“更为健康，疾病更少、空气更好”，一位作者这样总结道。在中国很少看见“盲人、独眼人和残疾人”，而“在印度，这样的人遍地都是”。
一系列资料表明，在波斯湾以及纵横中亚的商道上存在规模巨大的交易活动。不断增长的需求推动着当地陶瓷业的发展，消费者或许是那些买不起产自中国的上等瓷器的人群。于是，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的陶瓷工匠开始模仿进口的白瓷，用碱、锌甚至石英去仿制透明的、高质量的、看上去很像中国瓷器的器皿。
在巴士拉和撒马拉，人们发明出用钴制作“青花瓷”的工艺，几世纪后，这种瓷器不仅流行于远东，而且还成了近代早期中国瓷器的标志性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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