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卯年雨雪》：中国战争文学

风在飘

《己卯年雨雪》由花城出版社今年元月推出。

大公网8月18日讯（记者熊君慧） 2001年，作家熊育群偶然打开一个网页，看到一位国民党抗战老兵的文章里写到的“汨罗江战役”，当时的他或许不会想到，那上面的一个个地名，会让自己被充满血腥味的残酷历史整整纠缠十多年，直到完成小说《己卯年雨雪》。

14年后，《己卯年雨雪》由广东花城出版社推出，这些曾经洒满鲜血的沟沟坎坎在作家的笔下得以重现，战争的惨烈以及中日两国普通人在战争中的痛苦经历，与如画的洞庭美景和短暂温馨的日常生活形成强烈反差。

“我有一个心愿，就是把我的书在百骨塔前烧了，以我自己心血凝成的文字来祭奠英灵。”丙申年春天，汨罗江畔，隆重的百骨塔祭祀会在岳阳市屈原管理区营田镇举行。作家十几年的心愿得以实现。

营田、推山咀、大湾杨、码头曹、南渡桥……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地名对于在汨罗江畔长大的熊育群来说，是一些无比熟悉的宁静村庄，然而这些地名所指向的1939年9月23日，即己卯年八月十一日，却是抗日战争史上的恐怖一日———日军快艇部队通过洞庭湖侧翼在营田登陆偷袭，驻守营田的两个团寡不敌众，1200人牺牲，日军随后对顽强抵抗的百姓展开屠杀，制造了“营田惨案”，800多名百姓死亡，1000多间房屋被烧毁，营田成了火海，人们四散奔逃，哭喊被枪炮声淹没。所有人对“己卯年八月十一日”这个日子记得死死的，仿佛那是一个魔咒，一个黑色的灾星！　

千叶县鸭川市江见町，一个侵华士兵喜翁全彻居士家，他的儿子冈部喜一（右二）在百年火塘前接受作者（右三）采访。大公网记者熊君慧摄

大理偶得史料 创作回归常识

熊育群用“震惊”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他说：“真实的事情总有一种气息，事件如此巨大我竟然没有半点疑惑，没有去怀疑这是不是一次虚构，相反，我感觉战争瞬息间走近了，它迎面扑来，凭着那些我熟稔的沟沟坎坎，脑海里它正在复活……我的震惊越来越强烈，发生在我出生和成长之地的战争我竟然不知道，它离我出生的时间还不到二十年！”

也正是这样一个“魔咒”，冥冥之中引领着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摸索了一条独特的创作路径。几年前的一个春天，一直想以家乡抗战历史创作的熊育群在大理一家旧书店无意间发现了马正建写的《湘水潇潇——湖南会战纪实》，书中引用了一个日本女人近藤富士之上世纪60年代写的《不堪之回首》一书中的内容，这是一个有关中秋节的故事，她在1939年中秋节踏上了熊育群湖南老家的土地，作为慰问团一员前来慰问“皇军”，这是她费尽了心力才争取到的机会。

她见到了新婚后参军出征的丈夫近藤三郎。在跟随部队行军途中，收容车抛锚，路上与中国军队进行了枪战。中枪后的近藤三郎在近藤富士之抱里死去。随后，近藤富士之被中国军队俘虏。

丙申年春天，汨罗江畔，隆重的百骨塔祭祀会在岳阳市屈原管理区营田镇举行。作家熊育群以心血凝成的文字祭奠英灵。大公网记者熊君慧摄

“日记中的文字让我第一次看到一个日本女人真实的思想感情流露。它让我回到了日常的生活，回到了常识，我有了新的写作冲动。” 熊育群说，他决定写一对日本恋人和一对家乡的恋人，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出发，一直写到战争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剧变，尤其是日本青年如何一步步从一个正常人变成杀人魔王。

中国作家写抗战题材小说鲜有以日本人为主角的。这一场战争是两个国家间的交战，任何撇开对方自己写自己的行为，总是很难全面，容易沦为自说自话。要真实地呈现这场战争，离不开日本人。

日本人的战争逻辑如何荒谬地形成？为何最终成为了国民的文化共识？日本人发动“圣战”说到底就是以文化自傲、种族优越作理论支撑的文化征服。如何揭露这一实质，继而通过敌对双方的文化交锋来更清楚地认识这一实质？

东瀛探访 以双方立场审视历史

带着诸多的疑问，壬辰年春天，熊育群去了日本的九州和关西。甲午年冬天又一次去了东京、房总半岛、伊豆半岛和北海道。在房总半岛千叶县鸭川市江见町，熊育群见到了冈部喜一，他的父亲就是侵华士兵，是步兵第二一二联队第一机枪中队的机枪手，从昭和十四年到十九年。冈部喜一的父亲从不谈他在中国的经历，一提起他就感到难受。

在这栋百年老宅里，熊育群见到屋内百年火塘仍燃着红红的炭火，取暖、烤鱼、烧水，宾主围炉而坐，晏晏笑语。他试图解读逝去古人内心的秘密，可是历史文本呈现的图像却非常单一化。在满田清家，熊育群看到了一套十六卷本的《昭和日本史》，第三卷是《日中战争》，打开来，图文并茂，是当年他们准备庆贺武汉沦陷的照片，圆柱形 的大灯笼上写着大大的“祝汉口陷落”。接着是学生参加陆军垦荒训练的队伍，少年们举枪向校园里的天皇照片致敬，幼儿参加军队体验活动……“对于战争，只有过程与技术性的描述，所有的屠杀都看不见了。”

熊育群还利用各种机会询问日本人对中日战争的看法。就连生于二战之后的大学教授源川彦峰也说“政府从没有说出过真相，所受的教育也没有这方面的内容”。“我很想告诉他日军在营田田野调查到的那些日本兵的行为，这一切，但没有说话的语境。”熊育群说，武士道视偷生为羞耻，把求生的愿望看作卑怯，二战时它赋予暴力宗教一般神圣的意义。残忍与审美糅合在一起，越是残忍越显得美。死亡成了一种表达手段，一种抒情的方式，舍身赴死的仪式化甚至达到了“凄美”的至境。

1983年重修的百骨塔

一个民族把刀对准另一个民族总有自身的缘由与过程。探寻源头，其初始阶段无疑便是教育。19世纪晚期，日本以新兵训练的方式培养小学老师，师范生入住军营，接受严格的纪律训练与思想教化。由正常人一步步变成杀人魔鬼的过程则被记录在一个个日军士兵日记里：他们怎样来到中国，怎样投入战斗，怎样杀人，一天又一天怎么度过。熊育群费尽心力寻找到《东史郎日记》《荻岛静夫日记》和太田毅写的《松山——全军覆灭战场的证言》。《己卯年雨雪》中几乎所有日军杀人的细节和战场的残酷体验都来自这些真实的记录。

体味战争与温情 反省人性与现实

“超越双方的立场，从仇恨中抬起头来，看到战争给两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寻找真正的罪恶。”熊育群说，“营田那个黑色的日子是亲历者一生也走不出的噩梦。我希望这一切不只是激起普遍的悲悯，还有对于人性与现实的反省。”

营田百骨塔是那场偷袭惟一留下的遗迹。上个世纪50年代末围湖造田建立屈原农场，营田变成农场场部，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民迁入这里。墓地薛岳题写的“浩气长存”碑文还在，两边是挽联：“虎贲三千热血一腔无反顾，秋风入月寒潮万里有余哀。”

《己卯年雨雪》由花城出版社今年元月推出。该书以一对日本夫妇和一对中国夫妇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描写了战争对人物命运的改变，特别是对人心灵的摧残，挖掘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思想根源，揭示和反思人类战争悲剧，锋芒直指世道人心。这是一部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人格与人道主义成就的充满力量感的和平之书，是一部人性之书、悲悯之书、命运之书。

自今年1月推出以来，受到各界瞩目，多次进入新华畅销书排行榜、百道好书榜、“爱读书会”荐书榜，荣获全民读书日“最美读物”称号，收获评论家和中日两国读者的好评和赞扬。

今年6月，《己卯年雨雪》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专家认为，作为一个有良知、有责任心的作家，熊育群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警醒世人，避免悲剧重演。这是一部值得深度研讨的作品，它示范了中国战争文学的可能性，展现出崇高的悲剧审美，揭示了战争罪恶的根源，进入了宏大的民族与国家叙事。它的意义还不局限于文本当中，它对战争的思索、对历史的反省，让人看到一股呼唤和平的现实力量。它超越了以往的写作与阅读经验，是一座新的文学里程碑，一部中国式的《战争与和平》，呈现了一个民族精神上的成长。

评论界：体现民族精神的不断成熟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评价称，关于抗战，中国的作家写了无以数计的作品，但是正如《己卯年雨雪》所呈现的，有一些至关重要的部位，精神上的伤痛、疑难，仍然有待于探索。《己卯年雨雪》的价值在于，它确实开辟了新的精神视野，回应了我们那个伤口里最深的东西、最复杂的东西，它注视我们自己，也注视着我们的敌人。它不是为了仇恨，而是直面历史而争取和平。在这个意义上，《己卯年雨雪》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在精神上的不断成熟。

日本作家元山里子说，我已故的丈夫元山俊美，当年就是一个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鬼子”。我非常震惊的是，这本书好像就是写元山俊美的，仿佛元山俊美就活在熊先生笔下。现在不少中国抗战题材文艺作品中的日本兵，一个个都像是只会盲目冲杀的无脑机器人。熊先生突破了中国长期以来把“日本鬼子”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把日本兵从“机器人”还原为“人”，起到了更加震撼人心的作用，同时引导读者对战争本质产生了更深刻的认识。

《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舫说，作者想要探讨的是罪与罚，苦难与救赎。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作为拯救人类与战争的文明力量，把抗战胜利上升为中华文明的胜利，这是具有历史高度的。

《中国作家》主编王山称，一提起日本兵我们骨子里是充满着民族仇恨和愤怒的。这种情绪、理念决定了我们的写作一直在沿着这样的路子走。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实际上应该有所突破和超越，才能对生命、民族和人类，有更温暖、更全面深入的关照和呈现。熊育群不仅仅有激情，更有一种温情，有一种悲悯的情怀在里边。处理这么一个很沉重的题材，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思考能力的。

《长篇小说选刊》主编顾建平评价，这部小说一开始出场的两个人物，就是“敌方”，它把战争中的敌人当做“人”来写。在战争面前，敌对双方的每个个体及其家庭，都身不由己卷入其中，悲欢离合血泪涕汗，这些可能完全淹没在大历史中的个人印迹，只有在小说中才得以生动重现。这场战争过去70年了，我们应该让神经松弛下来，从多角度更具深度地、更加具体地去了解这场战争，所以《己卯年雨雪》多重的复合的视角，不仅使它获得了细节的丰富性，同时传达出了人道主义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