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0》:中国式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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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一个一党制国家，媒体仍然受到严格管制。但如果以为思想辩论因此遭到扼杀，那就错了。相反，中国学者正在激烈讨论着国家的未来以及它在世界上的角色。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辩论比西方的对应辩论更有意思。原因是，欧洲或美国的辩论建立在主流对某些基本原则的广泛认可之上，比如关于民主、资本主义和国际秩序的原则。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还在争辩极为根本的问题。自由民主是否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抑或，中国应以儒家价值观为本，寻找自己的政治出路？中国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接受程度是过了头，还是仍不到位？如果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它应当重塑世界体系，还是接受现有制度？

　　《中国3.0》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短篇文集，其主要优点是让外界深入洞察其中一些辩论的活力和多样性。按照文集编者马克 伦纳德的说法，中国1.0是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革命，中国2.0是邓小平的市场革命，中国3.0尚未出现，但可能具有同等的变革意义。

　　敏感的读者请不要因为一点哗众取宠的气息和“3.0”这种略显俗套的表达方式而敬而远之。在序言中，伦纳德对书中收集的辩论进行了有用的分类。经济上，他认为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新右派”和“平等主义新左派”之间有一条分界线。政治上，他提出主要的分界线在“政治自由派”和“新威权主义派”之间。外交政策上，他提出在“防御国际主义派”和新近趋向强硬的民族主义者之间存在一条分界线。

　　这种宽泛的分类难免显得简单化。例如，很多经济学家会认为，中国政府既需要推进自由化，也需要采取更多行动抗击不平等——这两个目标未必是相互抵触的。不过，伦纳德的分类和他收集的这些文章，能让人们从全新的视角理解中国传出的一些戏剧性的政治和经济新闻。

　　2012年的年度政治新闻，当属行为张扬的南方直辖市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落马。这则新闻要素俱全——投毒、腐败、阴谋、企图叛逃。不过，正如本书所阐明的，这件事还涉及到重要的构想。

　　的确，伦纳德提出，围绕中国经济前途的辩论可归结为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之争。他写道：“繁荣的沿海地区广东代表着一种追求：经济上向价值链上方移动，同时借助自由的媒体、公民社会和政治开放来化解社会矛盾。相比之下，重庆模式的意义则是将落后的内陆省份转变为平等主义社会政策和国内消费的试验田。”

　　尽管薄熙来倒台，但重庆模式仍有支持者。在《中国3.0》中，北京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提出，尽管媒体多将报道聚焦于薄熙来对“红歌”的提倡，并将其解读为试图复辟文革的危险举动，但事实上，薄熙来的议程颇有可取之处。崔之元特别提到，重庆模式大大改善了推动中国工业革命的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的权利。

　　相比之下，中国的许多自由派人士对薄熙来极度怀疑，认为他是没有道德底线、危险的民粹主义者。不过，安替（一位知名改革派博客作家的笔名）的一篇文章认为，薄熙来的倒台还揭示了互联网在扩大中国政治自由方面扮演的双刃剑作用。

　　安替认为，尽管社交媒体的兴起——特别是中国类似Twitter微博客服务的新浪微博(Weibo)——无疑促进了政治辩论，但另一方面，当局通过巧妙操纵社交网络，策划了薄熙来的倒台。他写道：“与薄熙来有关的传言在新浪微博上四处蔓延，突然间你可以畅所欲言——如同在美国一样。但如果你发布或转发有关北京假政变的微博，你就会被逮捕。”

　　尽管存在着审查、限制和操纵，但政治辩论正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展开。《中国3.0》的文章便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