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永历实录》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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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明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偏安两广的永历小朝廷又一次大祸临头。这年一月，清军连陷南雄、韶关，进逼广州。永历帝闻讯，不改长跑健将本色，由肇庆奔梧州，梧州一时成了“行在”。二月，王夫之服丧期满（据王之春《王船山年谱》记载：王夫之之父卒于顺治四年十一月十八日，顺治七年二月十八日，王夫之守丧期满除服），赴梧州就任行人司行人之职（《明史·职官志》云：初，洪武十三年置行人司，设行人，秩正九品。左、右行人，从九品。寻改行人为司正，左、右行人为左、右司副，更设行人三百四十五人。二十七年升品秩，以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材，奉使率不称旨，定设行人司官四十员，咸以进士为之。非奉旨，不得擅遣，行人之职始重。建文中，罢行人司，而以行人隶鸿胪寺。成祖复旧制），正式开始了他参与永历朝抗（派）清（系）斗争的短暂政治生涯。

    党争激烈是明末政治的一大特色，明代后期的万历、天启、崇祯诸朝如此，南明的弘光、永历等朝亦如此。顾诚先生说：“如果说在弘光以前的东林、魏党之争表面上还以‘君子’、‘小人’为分野，到永历时期就完全变成了争夺朝廷权力的内部倾轧。”经过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分化组合后，永历朝内部出现了以广西军阀陈邦傅为后盾，以堵胤锡、朱天麟、王化澄等人为羽翼的“吴党”和以广东军阀李成栋、李元胤父子为后盾，以瞿式耜、袁彭年、丁时魁、蒙正发、金堡等人为头面人物的“楚党”。王夫之到达梧州的1650年正是吴楚党争趋于白热化的一年。虽然王夫之当时只是个不入流的小官，但这却丝毫没有妨碍他像担任左拾遗的杜甫那样一头扎进党争的漩涡。

    “楚党”之中，瞿式耜久负“正人君子”之名，而金堡在隆武朝廷中就以“敢谏”著称，在楚人王夫之看来，投身“楚党”不仅能维护正义，也能为挽救南明王朝尽一份力。不巧的是，梧州恰好是陈邦傅的势力范围。在广东时，袁彭年、刘湘客、丁时魁、金堡、蒙正发等“五虎”倚仗李成栋、李元胤父子的兵权，骄横狂悖，气焰万丈，有一次，袁彭年同永历帝当面争执起来，言语颇为不逊，朱由榔以“君臣之义”责备他，袁彭年不愧是袁中道之子，深得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之义，竟然公然顶撞道：“使去年此日惠国（李成栋）以五千铁骑鼓行而西，此日君臣之义安在？”朱由榔气得变了脸色，群臣也为之咋舌。如今世殊事异，朝局迅速翻转，在“吴党”的策划下，户部尚书吴贞毓、礼部侍郎郭之奇等十四人联名上疏揭发袁彭年等“五虎”“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的罪行，永历帝终于找到了出气的机会，立即下令将刘湘客等四人逮捕，下锦衣卫狱拷打审讯；袁彭年当时因养母去世丁忧，念其反正有功免予处分，实际上是因为袁彭年同李元胤等人关系更为密切，朝廷有所顾忌。在拷问时，金堡不肯服罪，大呼二祖列宗；丁时魁、刘湘客、蒙正发则丑态毕露，“满口老爷饶命，万代公侯等语”，叩头如捣蒜。
    王夫之见同党下狱，急忙找到内阁大学士严起恒，说：“诸君弃坟墓，捐妻子，从王于刀剑之中，而党人杀之，则志士解体，虽欲效赵氏之亡，明白慷慨，谁与共之者？”（潘宗洛《船山先生传》）严起恒闻言，“瞿然索衣冠请对，不得入，率诸臣伏沙滩求免刑。式耜及勋镇各疏申救，堡等卒得不死。”（邵廷寀《西南纪事》）王夫之口中的“志士”袁彭年在随佟养甲、李成栋入粤时，曾起草告示称“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志士”丁时魁在桂林失陷后投入孔有德幕府；“志士”金堡在桂林失守后出入于清朝达官显贵之门，为尚可喜树碑立传的《平南王元功垂范》就是出自他的手笔，由此可见，“志士”未必是“志士”，“解体”倒的确是“解体”得一塌糊涂。

    白居易诗云：“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正当一干朝臣在所余不多的残山剩水中争得不亦乐乎之际，清军尚可喜、耿继茂部已于1650年十一月攻克广州，孔有德部也占领了桂林，驻于梧州的永历君臣在同一天里得到两省省会陷落的消息，立即乱成一团。朱由榔在十一月十一日仓猝登舟，向南宁逃难。而我们的船山先生由于在政争中失利，气得吐血（王之春《王夫之年谱》谓：公愤激咯血），早在这年七月就离开梧州回乡著书去了。

    在永历朝中任职的这一短暂而不快的经历深深刺激了王夫之。多年以后，王夫之终于想到了一个出气的好办法：著史，著永历一朝的史。按说王夫之在永历小朝廷中时间极短，职位甚低，辨析史料、考订发微又非其所长，还装着一肚子怨气和偏见，实在不是书写这段历史的合适人选，但是船山先生想写，谁都没有办法阻挡。终于，秽史《永历实录》还是破壳而出了。

    在书写《永历实录》的过程中，王夫之已不再是那个位卑言轻，受了气只能“愤激咯血”的小官，他变成了“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的大主宰，从前的同志在他笔下个个赤胆忠心，功高盖世，从前的政敌在他笔下个个畏敌如虎，无耻之尤。口说无凭，笔者不揣冒昧，摘录几段船山先生的奇文与诸位共赏：

    “（蒙正发）督南将覃裕春等大战于潼溪，以八千人破数万之铁骑，斩馘无算。自南渡来无敢战者，战而胜自潼溪始。皆君亲冲锋镝，誓死不退之力也。”

    蒙正发本人所著的《三湘从事录》记潼溪之战道：“副将姚友兴闻新墙之败，大怖恐，薄暮率所部弃汛而走。发不禁恚怒，躬率数十骑邀姚友兴叱数其离汛失伍之罪，军心贴然。……东方才白，敌万骑齐来，环营数匝。先放鸟铳一排，仆尸数百，溃然而解。少顷，又合一围，又放鸟铳一排，敌又仆尸数百，救死扶伤，不敢向迩。有来抢尸者，又被铳死，遂号天奔渡，不敢反顾。此敌渡湖以来，第一大创也。”自吹自擂之际也不过用了两个“仆尸数百”，到了王夫之这里却变成了“斩馘无算”，其中奥义，无非是“连党类，立虚誉”（荀悦语，见于《汉纪》）而已。

    “（永历元年）二月，上至桂林。……敕召詹事文安之、王锡衮为大学士，周堪赓为户部尚书，郭都贤、李陈玉皆兵部侍郎，皆未赴。已而堪赓降于清。”

    周堪赓，湖南宁乡人，是一位极有操守的逃禅遗民。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李定国复衡州……堪赓与（郭）都贤、陶汝鼐并出，见定国”，洪承畴经略湖广，亲自去宁乡找他，堪赓听说洪承畴来访，“遽辞之，而承畴已造榻前矣……夜分承畴乃上马去。堪赓曰：吾当与君永诀矣……卒不通一刺”，其《绝命诗》有句云：“田园荒废家萧索，清白如今有定论”（民国《宁乡县志‧周堪赓传》）。王夫之和周堪赓同为湖南籍知名明遗民，又都与郭都贤有交情，周堪赓苦心孤诣为大明王朝守节的情况王夫之应该是了解的，但不知出于什么嫌怨，王夫之挥动如椽大笔，一举将视“清白”为性命的周堪赓钉在了“降于清”的耻辱柱上。

    “（永历元年八月），武冈陷，吏部侍郎侯伟时、兵部侍郎傅作霖死之，吴炳降。”“（吴）炳素谐柔，好声色，荏苒无风骨，俯仰唯承胤意。武冈陷，炳遂与承胤降，随孔有德至衡州。有德恒召与饮食，炳既衰老，又南人，不习北味，执酥茶烧豚炙牛，不敢辞，强饱餐之，遂病痢死。”

    王夫之笔下的吴炳是一个十足的软骨小人，这家伙贪图个人享受，在风雨飘摇的永历朝任职时居然还保留了声色之好，降于孔有德后吃了一些北方的风味小吃，得了痢疾，死了。事情真是这样吗？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前文提到的参劾“五虎”的吴贞毓，这位吴炳正是吴贞毓的族子，恨屋及乌的王夫之自然不会放弃这个诋毁政敌亲属的机会。幸好《永历实录》成书时已是清朝，私人著史蔚然成风，一段历史可以找到许多史料相互印证，挟私愤痛诋仇敌的说辞终究难成定论。王夫之的好朋友蒙正发在《三湘从事录》中说：“（刘）承胤既降，仍居旧第，内阁吴炳……死之。”遗民钱秉镫在《所知录》中说：“大学士吴炳被执死焉。”温睿临、李瑶所撰的《南疆逸史》说：“八月，大兵（指清军）入武冈，帝仓促幸靖州，命炳与吏部主事侯伟时傅太子走城步。既至，城已失，遂被执；送至衡州，炳不食，自尽于湘山寺。”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说：“（吴炳）为永历阁部……被执不屈，死之。”吴炳在衡州殉国，正在家乡衡州府衡阳县的王夫之不会不知，纵使当时不知，事后也能从挚友蒙正发、钱秉镫等处打听到。通过此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夫之的史德是何等的令人遗憾。

    “永历九年，……李定国密迎上入云南，即孙可望所营宫殿为行宫，奉上居之。诏赐李定国上殿，行亲王礼，征讨付定国，馀以敕旨行事。刘文秀奉诏招孙可望，释怨会师，共奖王室，可望不听，文秀饮鸩死。”

    永历帝入昆明是在永历十年（清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三月，刘文秀病逝于永历十二年（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四月，临终前还上遗表，“劝上收大权，用正人”（道光《乐至县志》），“请驾幸蜀，以十三家之兵出营陕、洛”（邓凯《求野录》）。如果说前面所举的谬误是王夫之为泄私愤有意为之的话，这条记载就是其史才庸劣的明证。

    “（李定国听说永历帝在昆明被杀），遂杀妻子，焚辎重，举兵攻缅甸，屠之，率其军居徼外两年，愤恚呕血卒。”

    事实是，1662年四月二十五日，永历帝被处死，六月二十七日，李定国病逝于景线，“临终谓子嗣兴及靳统武曰：‘宁死荒徼，无降也’（李天根《爝火录》）”。所谓“杀妻子，焚辎重，举兵攻缅甸，屠之，率其军居徼外两年”云云，大概是出于王夫之的想象吧。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说，虽然《永历实录》门户之见颇深，失实之处多有，但王夫之本人毕竟是个有气节的遗民，他的风骨还是值得肯定的。

    鲁迅先生在《半夏小集》中说：“凡活着的，有些出于心服，多数是被压服的。但活得最舒服横恣的是汉奸；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是痛骂汉奸的逸民。后来自己寿终林下，儿子已不妨应试去了，而且各有一个好父亲。至于默默抗战的烈士，却很少能有一个遗孤。”这话虽然在理，却未免刻薄了些，我们不妨放宽点标准，不论遗民的儿子是否去应试，只要遗民本人保持不合作的态度，就尊其为好遗民吧。

    那么问题来了，挖掘机技术，哦不，王夫之是个好遗民吗？表面上，王夫之隐居石船山，轻易不出门，实在要出门，则不管下雨天晴，必定要打一把伞，脚上还要穿上一双木屐，表示与清廷不共戴天，坚决不踏上清朝之地。然而，据《清史稿》记载：“康熙十八年，吴三桂僭号于衡州，有以劝进表相属者，夫之曰：‘亡国遗臣，所欠一死耳，今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祓禊赋以示意。三桂平，大吏闻而嘉之，嘱郡守馈粟帛。”王夫之不肯为吴三桂起草劝进表，赢得了清廷的赞赏，还接受了清廷赠送的“粟帛”。此事被清朝统治者引为清朝已得士人之心的一个明证，在明朝遗民中引起不小的非议。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腊月十五，清军攻克广州，俘获绍武帝，李成栋派人送饮食，绍武帝说：“吾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帝于地下。”自缢而死。苏辙说：“以言责人甚易，以义持己实难。”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以耸人听闻的口吻说：“（冯）道之恶浮于纣，祸烈于（盗）跖。”契丹灭亡后晋，冯道朝见耶律德光于京师。耶律德光问冯道：“你是何等老子？”冯道回答：“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耶律德光又问：“天下百姓，如何可救？”冯道回答：“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耶律德光大喜，因而没有夷灭中原人民。冯道牺牲了自己的人格，保全了中原百姓。而用着清廷“粟帛”的船山先生除了放言高论，除了党同伐异，又为天下百姓做过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