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家书中的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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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三位名人写的家书最为著名，一是曾国藩，一是傅雷，中间一个是梁启超。我手头这本不到三百页的《梁启超家书》，除了两封致李蕙仙的信，其余都是梁启超写给时在海外的五个儿女的。在这些家书中，梁启超向孩子通报各种家庭事务，教育他们如何做人、怎样治学和做事，有时也顺便聊聊国内的时局。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政府，皖系军阀段祺瑞得以粉墨登场，做了临时政府执政。段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1925年2月1日在北京召开所谓善后会议，力图对抗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1925年5月9日在给儿女的信中，梁启超详细叙述了善后会议之后段祺瑞对自己的“公关”：“会议的结果，发生所谓宪法起草会者，他们要我做会长。由林叔叔来游说我，我已经谢绝，以为无事了。不料过了几天，合肥（指段祺瑞）派姚震，带了一封亲笔信来，情词恳切万分。那姚震哀求了三个钟头，还执着说：‘一次求不着，就跑两次、三次、五次天津，口口要答应才罢。’吾实在被他磨不过，为情感所动，几乎松口答应了。结果只得说容我考虑，一礼拜回话。我立刻写信京、沪两处几位挚友商量，觉得不答应便和绝交一样，意欲稍为迁就。到第二天平旦之气一想，觉得自己糊涂了，决定无论如何非拒绝不可。果然隔一天京中的季常、宰平、崧生、印昆、博生，天津的丁在君，一齐反对，责备我主意游移，跟着上海的百里、君劢、东荪，来电来函，也是一样看法，大家还大怪宗孟（此处的‘宗孟’和上处的‘林叔叔’都指林长民），说他不应该因为自己没办法，出这些鬼主意，来拖我下水。”从梁启超这段话可以看出，他的朋友既有倾向于皖系军阀的，也有站在其他军阀和当时的国民党一边的。前者希望他接受段祺瑞的邀请，做所谓的“宪法起草会”会长；后者要求他保持政治中立，坚决反对他与北洋军阀拉拉扯扯。

军阀之间没有义战，谋客、文人各为其主，个别的还摇摆不定。

内战让民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大量的人失业，出门在外毫无安全感。1927年1月2日，梁启超致信几个孩子：“时局变化极可忧，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的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十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3月9日，梁启超在信里这样写：“北京因连年兵灾，灾民在城圈里骤增十几万，一旦兵事有变动（看着变动很快，看不能保半年），没有人维持秩序，恐怕京城里绝对不能住，天津租界也不见安稳得多少，因为洋鬼子的纸老虎已经戳穿，哪里还能借租界做避世桃源呢？”6月23日，梁启超告诉思顺：“北京一万多灾官，连着家眷不下十万人，饭碗一齐打破，神号鬼哭，惨不忍闻。”

军阀忙于打仗，外交自然顾不上了，连驻外领事都拿不到工资。对此，政府是如何处理的呢？梁启超在1927年2月15日的一封信里这样说：“少川（顾维均）另说出一种无聊的救济办法，谓现在各使馆有向外国银行要求借垫而外交部予以担保承认者，其借垫款为薪俸与公费之各半数，手续则各使馆自行与银行办妥交涉，致电（或函）外交部承诺。”

当然，梁启超家书中的时局是与家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无泛泛之论。谈袁世凯对自己的暗杀，目的是要告诉家人他业已脱险，请家人放心。讲自己差点参与所谓“宪法起草会”，是告诉孩子们他近段所经历的事。至于提到军阀混战，则是和孩子的生计有关，思顺的丈夫周希哲是外交官，因为经常拿不到工资，他们夫妇有回国另找工作的想法，梁启超却建议他们暂时留在国外，过一两年再作打算。正因为如此，他笔下的时局才那么客观、真实，他的忧虑才那么深切、感人。

乱离人不如太平犬，这是前人说过的，梁启超以自己忧巨痛深的文字，对此作了最好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