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崖》：我从那个年代过来，既有怀念留恋，也有深深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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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写于1974年的小说给了我一种出乎意料的震撼。翻开书，历史的味道扑面而来。但是紧接着它就让人意识到一个课题，即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文学自己的生命力和自己的规律，与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之间互相搏杀、互相博弈所形成的力量，导致了文学的一种走向。所以，《狮子崖》既是时代的，也是文学的。

张炜《狮子崖》：让成长有迹可循

刘 颋 | 文

应当说《狮子崖》带给我一种非常奇特的阅读感受。张炜在后记里说：“时代的荒谬，生机勃勃与贫瘠简陋，一切都在这些文字中了。”这也正是我的一个感受，这部小说让我看到了生机勃勃的贫瘠与富有。一部写于1974年的小说给了我一种出乎意料的震撼。翻开书，历史的味道扑面而来。但是紧接着它就让人意识到一个课题，即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文学自己的生命力和自己的规律，与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之间互相搏杀、互相博弈所形成的力量，导致了文学的一种走向。所以，《狮子崖》既是时代的，也是文学的。

　　

《狮子崖》

小说呈现的是主人公林林及他的小伙伴们的成长故事，与今天的少年成长小说相比，《狮子崖》显现了一种不一样的精气神儿。如果说当下一些小说中的少年，他们往往是在成年作者给他们划定出的特定时间和空间里成长的话，林林和他的小伙伴的成长则始终是与社会现实融为一体的，是那个巨大的社会现实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参与并且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儿童本位让更多的成年作者尊重并理解儿童心理、儿童视野和儿童情感，但并不是说要给儿童在这个社会中划定一个无菌特区保护他们成长。作为一个正在成长中的生命个体，他们生命的权利受到保护，与权利相伴相生的责任和义务也应该受到保护。当我们的一些成年人出于保护的目的人为划定一块豁免的特区，过滤掉生命中的苦难、丑恶、痛苦等等，只给他们保留下快乐和阳光时，这种保护，焉知不是另一种伤害？《狮子崖》里，林林和他的小伙伴们是生活的实际参与者，而不是只能送鸡毛信的边缘人（刘绪源语）。小说主线索是林林和他的小伙伴们假期成立科学小组，探查育贝场大花贝失踪之谜，由追查大花贝行动连接起了现实社会和家庭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遭遇了人心的贪欲和险恶，也正面了时代加诸于身上的重压，比如林林的小姨因为姐夫的问题而对林林母子冷脸相向。三个孩子追查大花贝的行为，既是一次科学发现的行动，也是认识社会、认识家庭、发现人性的过程。最终，他们发现了大花贝失踪的真相，他们也逐渐感受到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

尽管写作于1974年，但作品里认真塑造人物、结构小说的写作姿态，今天看来依然十分动人。尤其是林林这个形象，他和他的小伙伴们在小说里是有成长的，无论是性格还是心理。最初，他和母亲从城市来到镜子湾育贝场时有一种不适，所以很低调，甚至内心还有一点点怯懦，经历了科学小组的探险后，他成长了，向一个有勇气、有担当、有底气的少年迈进，更为关键的是，他走出了内心的那点犹豫茫然，对自己的认识、对家庭和社会的认识、对未来的认识都变得坚定起来。小说结尾，当林林因父亲的问题查清而重获返城上学的机会时，他却选择了留在镜子湾，只因为这更适合他的成长，更适合他的兴趣和探索。小说写出了林林情感和心理成长变化的过程，并且这个成长过程是在诸多社会现实因素的合力之下完成的，因而这个形象是丰满且有成长的。

　　

张炜的儿童小说，从《半岛哈里哈气》《少年与海》到《寻找鱼王》，再到《狮子崖》——当然《狮子崖》应该是张炜创作的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这几个作品都包含“追寻”的主题，这种追寻，是对精神父亲的追寻和超越。当下儿童文学书写中一直缺失一个重要的板块，就是父亲形象和父亲精神。可能因为儿童和母亲的天然关系，在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母亲、奶奶、外婆形象常见，蕴含在母系形象上的爱、包容、呵护、关怀等等也被表现得比较充分，而父系形象及责任、承担以及沟通、掌控事物及自然社会能力的书写却是贫弱的。这种文学生态倒也符合现今社会实际，有识之士多次呼吁，要重视少年儿童成长中父亲缺席的问题。在张炜这些作品里面，追寻与超越父系是推动他叙事的一个隐形动力。《狮子崖》里的老场长卢叔和被冤枉了的父亲，一明一暗构成了林林成长的下一站目标，《寻找鱼王》里的神秘鱼王和那个必须要被超越、被反叛的老族长，《少年与海》里由小妖怪老狍子精蘑菇婆婆牙医伍伯共同构成的压迫少年精神成长的恐惧和残酷……就以鱼王而言，鱼王这个形象其实是一种精神意义的象征，在对它的寻找中，“我”成长了，“我”的父亲也成长了，而鱼王的存在，本身也是对老族长所代表的威权的反叛。这样一种追寻——反叛——超越的成长过程，是寻找父亲到超越父亲的过程，而这，就是精神意义上的成长。因此，张炜小说人物的成长及不断的丰满，也就是顺理成章且有逻辑可循、有精神支撑的。

叛逆与残酷青春，似乎是成长小说必需的主题。当下，我们也常看到关于叛逆、关于残酷青春的书写。但是这个叛逆、这种痛苦，它的对象常常是模糊的，也即成长个体痛苦、叛逆的目标对象，无论来路与去处都是模糊的。这种状况就像一句歌词宣示的，“与全世界为敌”。然而，成长决不是简单笼统地与既有世界的全部进行对抗，靠“必须要叛逆”这种情绪支撑的反叛和反叛式写作，写作主旨很容易陷入失语茫然的境地。所以，这样塑造出的少年的成长，他的痛苦和他的残酷青春，在读者看来，多多少少就有一点矫情，甚至会觉得做作或者可笑。其实，成长与超越的关系，正像俄狄浦斯的“弑父”一样，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如何建构中国语境下的成长叙事，却是一个仍需探索与挖掘的话题。《狮子崖》里的林林、《寻找鱼王》里那个“我”和父亲，他们的成长是逐渐找到目标的成长，是在寻找和超越中的成长，而不是盲目地在与世界秩序的对抗中成长。这也是张炜的少年小说如《狮子崖》《寻找鱼王》对于当代儿童文学写作的一个意义所在：通过人物塑造刻写出清晰的成长线索，让成长变得清晰理性，而不是盲目冲动。如此，因为成长所经历的痛苦和磨难，才能真正成为主人公的成长力量，让被动的成长变成一种主动的、逐渐掌控自我的成长。

　　

值得一说的还有张炜在小说里展现出的书写生活的热情，理解生活、雕琢细节的能力。在和孩子的实际接触中我发现，现如今的一大部分孩子尤其是城市孩子，普遍地对于他们正身处其中的现实生活不感兴趣，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游戏中的生活、动画片里的生活，对自己真切生活的这个时代没有兴趣，也没有建立起感情。这不单是韭菜和麦苗不分的问题，而是他们对于是否存在韭菜和麦苗以及为什么要去区分韭菜和麦苗根本不感兴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把责任完全归于文学作品，但一些儿童文学作品里对于生活细节，以及带着热情的对生活的书写的缺失，的确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文学写作，无论童话还是小说，剥离了日常生活的细节只剩下故事的作品，无论如何都算不上好作品。《寻找鱼王》里，张炜以大量笔墨描写怎么自制酒、怎么腌咸菜；《狮子崖》里，他详细地描写了没有脚的大花贝为什么要搬家以及怎么借助潮汐漂移，在海上怎么借助标志物确定方位……这样的细节不仅丰满了小说的血肉，而且对帮助孩子建立起对生活和现实世界的感情是非常有益的。对于孩子来说，这是一种最负责任的书写。

创作谈

四十二年前的“新作”

张 炜 | 文

《狮子崖》的出版对我具有另一种意义：它是一次不能再造的文学呈现，是“原创”中的“原创”，是42年前的“新作”。

这本书的问世颇为曲折，在这里让我稍稍回顾一下。去年春节，我和一位青年作家到敬老院去看望一位老作家，他说：你还有一部书稿在我这里。我很惊讶，因为我在少年时期写的稿子都烧掉了，有300多万字。老人解释说这部书稿是当年由他推荐给两家出版社的，都先后退稿了，多年来一直保存在自己手里。当时我真的回忆不起来，只是惊喜。老作家说这部稿子可能就在他爱好文学的侄子那里。当夜，我就和那位青年作家找到了老作家的侄子，顺利地把书稿拿到了。

在出版社的鼓励下，我将其简单修订了一遍。整个过程十分谨慎，尽可能保持原有形态，惟恐失掉当年的文气，那种损伤将是很可惜的。今天看这本书有些幼稚，从结构、语言等技术层面看，现在完全可以做得更好。对比一下《寻找鱼王》，两本书隔开了40余年的文学空间，品质的确是不一样的。但有一些东西二者仍然相同，因为文学的基因、最初的元素会跟随作家一生，比如对大自然的浓烈情感、好奇心，它们仍然保留至今。

书中有不可回避的当年的“阶级斗争”元素，这些很浓的“火药味”就在字里行间。那个时期特有的语汇、气氛与思维特征，今天看既有趣又实在。它是一份记录、一份追溯，不同年龄的人看这段历史和这个故事，会有不同的感受。我个人从那个年代过来，今天再看书中记录的这一切，既有怀念留恋，也有深深的遗憾，还常常要用一种批判的眼光去看。但总的来说，一个人看自己年轻时候的作品，就像一个老人看最小的孩子，必然有特别的亲近感和喜悦感。如果让我今天动手烧掉少年时期写下的300多万字，我是下不了手的。

当我面对《狮子崖》原稿，看着一片稚嫩的字迹写在破旧的稿纸上，纸页已经发黄，曲别针锈住，真是感触万端。42年过去，旧物重现，引出了太多回忆。人们常说人不可忘本，这句话包含的意义极其丰富。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对文学的挚爱、对生活的感受，还有把生活转化为文学的过程，和后来大不一样了。我还清晰地记得写《狮子崖》那一批作品的状态，记得那些难忘的场景。

那时我有个少年文学伙伴住在一条河的西边，我到他那里去就要穿过一座座沙丘和一片杂树林子，过了河还要再走一段。我们酷爱文学，一有新作就相互朗读。不记得《狮子崖》是否给他读过，但我知道一篇作品无论是半夜还是凌晨写完，一点都不能耽搁，立刻就要过河。去河西的路可以说风雨无阻，雨天雪天都不会犹豫，什么都阻挡不了。我记得穿过一座座沙丘还有一片坟地，月光下赶路有些恐怖，但只要怀揣刚写成的稿子，恐怖也就战胜了。一路上心里很热、很激动，只渴望听到一声赞许，那种感觉永远难忘。

再次面对《狮子崖》的手稿，人已经步入了老年。我一边抚摸一边想：青春永远地失去了，但只要将当年对文学的那种神圣与好奇，还有那份激动，簇新簇新地保存在心里，就能走得很远。技艺的磨练是重要的，但即便不受系统的大学教育，没有种种复杂的训练，自信心也仍然不会减弱。因为那种神秘的生命的力量，它与诗心和创造的关系联系一起，就会支持一个人走向远方。

从这个意义上讲，《狮子崖》的出版对我是非常珍贵的事件，它让我回忆童年，回忆当年的心情。这种心情对我甚至具有某种决定的意义，离开了这种心情，其他的好像都不够可靠、可信了。《狮子崖》让我找回了一种精神的力量，它让我看到了昨天的幼稚和不足，同时也看到了许多值得留恋的东西。有人会问：一个人怎么可以怀念冷酷的“阶级斗争”时代？不，我怀念的不是这些，而是那些对诗意的渴求与热爱、对大自然的依恋、与同伴的友谊以及那种火热向上的童年的奋斗和探索——它们是永恒的。

我始终觉得儿童文学不仅不是一种文学初步，而且还是整个文学的入口、基础，甚至是核心。任何一个作家把儿童文学的元素从整个创作中剥离和剔掉，可能都不会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的全部创作需要那份纯洁与好奇、那份天真，一旦缺失了这些，也就变得艰涩和困难了。我曾一路回顾个人的创作，觉得包括写《古船》这样激烈复杂的作品、写《你在高原》那种大河小说，都始终是抱着一种好奇与专注、热情和纯洁进入的。用一颗童心、一种潜在的儿童视角去接触全部的繁复，会获得更新鲜、更深刻、更惊异、更质朴的认识和感受。这一切将化为强大的磁力牵引自己，同时感染时间里的读者。如果失去了这份纯真，一颗心就会麻木，这麻木即是对个人的取消，对自我的取消，写作也会干枯和败坏。我从来不把儿童文学看成一种尝试性的、休闲式的轻松创作，相反极其看重它对整个文学生涯的重要性：基础性、核心性。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对所有热心儿童文学创作的朋友都心怀赞佩。

我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就在写儿童文学，还会一直写下去。我的自信，源于对儿童文学的热爱。我现在见了稿纸和钢笔仍然兴奋，完成新作之后还有立刻奔赴河西的冲动。我想既然如此，也就会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