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

悠闲客栈

本文摘自《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韦庆远 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5月

童年的万历本来是一个聪明早慧，又颇有才情，比较明白事理的孩子。《明史》卷二〇，《神宗本纪一》载：

隆庆二年（1568）立为皇太子，时方六岁。性岐嶷，穆宗尝驰马宫中，谏曰：“陛下天下主，独骑而驰，宁无衔橛忧。”穆宗喜，下马劳之。

陈皇后病居别宫，每晨随贵妃候起居。后闻履声辄喜，为强起，取经书问之，无不响答，贵妃亦喜。

他在刚嗣位之初，便亲自处理了两件事，应该说都是比较得体的。《明神宗实录》卷一又记载：

十岁时，穆宗恭妃遣人持金壶闯出宫门，遗其家，为门者所奏。诏令以百金授妃，曰：“即家贫，以此给赐，先帝赐器，不可出也。”

又载：

文华殿角门柱础，忽有“天下太平”字迹，拭之不灭，辅臣以为瑞，请上临视。上见之不怿，曰：“此伪也。”从来天书之伪，善惑人主，而上以冲龄，独断其非。

或有疑曰，这些官方记载，无非是史臣谀君之言，不足为信，但若参以当时一些有机会接近他，甚至有意对其登基后的表现进行了解的中外人士反映，特别是从他嗣位初期三四年内的言行活动进行观察，都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即童年时期的万历不失为了了，他曾经比较注意学习，也一度关心治理国政，起码够上一个中上质禀的稚龄皇帝。

当时外藩专门进行的情报工作也证明了这一点。隆庆皇帝在隆庆六年（1572）五月去世，作为主要藩属的朝鲜国王李昖，在六月即派千秋使金添庆等人来北京吊唁，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详细了解有关明朝新帝的情况。当年十月，金添庆回国，对李昖禀告说：

皇帝性禀英明，……别无垂帘摄政之事。先朝废斥之臣多被召用，民情欣幸，以为年虽幼冲，非隆庆之比云。

到万历正式举行登基大典，朝鲜又专派贺登极使朴淳来华，顺便更具体地了解新帝的表现和动向。使者回国后禀告说：

皇上年方十岁，圣质英睿，自四岁已能读书。以方在谅阴，未安于逐日视事，故礼部奏准每旬内三、六、九日视朝，仍诣文华殿御经筵。《四书》《近思录》《性理大全》皆已毕读，自近日始讲《左传》。百司奏帖，亲自历览，取笔批之，大小臣工，莫不称庆。慈殿〔圣〕太后虽不权同听政，而事皆禀裁，实多内赞之力。仁圣太后不为干预。凡公事出纳司礼监掌之。奏禀之后，誊送一本于阁老仍为可否。太监冯保掌出纳，或云窃弄威柄。

应该承认，朴淳的报告是相当详细，而且大体上接近事实的，可见他们对于万历本人、明朝宫廷生活和朝政诸方面，都进行过相当认真扎实的调查研究：既看到童年万历初期表现与隆庆大有不同，又看到李太后对国政的实际影响，以及冯保势力的抬头，但总的说来，对万历本人的反映是好的。这些记载的内容，均表明万历是曾经以一个较为清新和良好的形象开始其政治生涯的。

但又必须看到，幼年的万历曾生活和成长在一个充满矛盾、十分复杂崎岖的境遇之中。嗣位前后的地位骤变，运际迫人，已如上述。但即使在继登大宝之后，他的人生道路仍然是颠簸和多变的。

少年皇帝万历一直处于两种截然对立的帝王类型，两种相互排斥的人生取向，两种不同生活道路的激烈斗争拉锯之中，摇摆于其间。

一方面，他自一出生即受到李氏慈母的督导抚育，这是一个独具识见而教子从严的母亲。她在儿子懂事之初，就亲自管束他刻苦攻读，写字诵文，勉励他振奋为人，极力要将他从朱明皇室的百年腐败中抢拔出来，督责他切勿重蹈其他堕落皇孙的覆辙。特别在万历称帝以后，李太后在这方面的殷切焦灼表现得更为强烈，她毅然使用予夺之权，以迅雷突击的手段，全面改组了内阁的组成架构，大幅度改变了隆庆临终前夕的人事安排，在宫内府内各建立起一套为自己信赖和强有力的辅政班子，重用张居正和冯保以内外夹辅万历，成功地实现了对高拱以及宦官陈洪、孟冲的“收权”。她苦心孤诣谋划出来的重大措置，其中心目的既是防微杜渐以拔除一切不利于万历在位的因素，从最高层入手以拱卫皇权的不受侵犯，同时，也是略带强制地导引万历勉为圣君。张居正和冯保之敢于对万历采取一系列严格的辅导和督责措施，乃是秉承李太后的意图，并恃有她无保留的支持，在初期也确实因此而取得过显著的成效。

还必须充分肯定，万历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智商的发达程度和处置政务的能力，都是不低的。他当时头脑清晰，考虑问题细致精到，审阅章奏认真，善于发现存在的矛盾和破绽。以下选录几件他在万历三年（1575）和四年，虚龄十三四岁时亲自批办的案例以说明之：

例一，《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万历三年四月癸巳条载：

吏部疏，拟调大名副使陶大顺于湖广。大顺，由兵部职方司郎中升未逾月。至是，上见其名即识之，语辅臣曰：“是数日前方见其领敕，今遽拟升转，何也？”辅臣张居正等对曰：“大顺乃故讲官大临之兄，大临故未几，而大顺子司丞允淳又故，皆未克葬。大顺因大名去乡远，例不得过家，故以情告吏部，部议量改附近，以便还葬，盖以原官调补，非升也。”上颌之。

例二，《万历起居注》，万历三年十月十九日条载：

上视朝。……直隶巡按御史暴孟奇、张宪翔等各一本奏报审决重囚事，乃万历二年十一月奏进者。上览而怪之，曰：“今北直隶巡按已非孟奇、宪翔矣，何奏本仍是二臣名？又中间日月差谬，何也？”命文书官持疏到内阁，问其所以。少顷，辅臣张居正等入侍奏事，上又面询之，曰：“今年已有旨免刑，何真定巡按又报决囚？且本后称万历二年十一月，何也？”居正等对言：“臣等适阅所奏，乃去年差刑部主事刘体道会同关内关外巡按御史暴孟奇、张宪翔处决囚犯，事完，即具本付刘体道亲赍覆命，非二臣差人来奏者也。”上曰：“即如是，何故至今始封进？”居正又对言：“旧时刑部司属多借审决差便道回籍，科臣于精微批定限率休假至一年，所乃相沿宿弊。此奏盖去年二月御史付之刘体道亲赍，而体道持疏回籍，今以限满复命，故始封进耳。”上曰：“岂有北直隶地坊[方]去年决囚，今年始复命者，宜令该科参看。”次日，奉圣旨：“北直隶地方去年决囚，今年奏报，有是事体否？着该科参看来说。”寻，该科参上。奉圣旨：“刘体道着都察院提了问。差官审决期限，着法司定拟来说。”巳，都察院本上，命谪体道外任。盖上于章奏无不亲览，其精察如此。

例三，《万历起居注》，万历四年（1576）四月二十七日条载：

上御文华殿讲读。时，操江御史王篆奏报获盗。上览其疏，指谓辅臣张居正等曰：是疏称“去岁十二月盗劫淮府建昌王，夺其印，而江西守臣匿不以闻，何也？”居正等退，因叹上之圣明，其留心章奏如此。寻，有旨：“这贼情重大，该地方官员如何通不以闻？吏、兵二部参看了来说。”

例四，《万历起居注》，万历元年二月三日条载：

是日，大学士张居正等奏事文华殿。上曰：昨日经筵，讲《大学》的讲官差了一字，朕欲面正之，恐惧惭。

例五，《万历起居注》，万历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条载：

辅臣张居正等题，伏蒙发下两京并各省试录共九本，该文书官口传圣旨：“这试录中有称臣者，有不称臣者；所刊文论有一篇有二篇者；其抬头字样，如天命、社稷、明诏等项，有大抬者，有二抬者，何故参差不一，令臣等看详。钦此。”内一一俱有御笔红点，仰见皇上留心文教，甚盛心也。

类似这样的案例，还有若干件，分载于实录、邸抄、起居注等史料文献中。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到，处在少年时期的万历，确曾一度比较勤政，比较认真地履行过皇帝的职任，能够精到准确地发现并提出问题，不但具有较强的判断能力，往往还能在追查底蕴清楚之后，迅速发出明确的谕旨，作出合乎情理的处理，大体上能做到是非明白，宽严合适。对于一个甫登帝位的少年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他不但了了于胸，而且察察为明。较大量确凿的史料记载也表明，万历当时实表现出一定的聪慧精明，不但有朝乾夕惕、孜孜求治的志向，而且也有实际的“治绩”。是以当时朝野内外，都对这位新君寄予过殷切的厚望。

如果上文所列举的言论风采和行为活动，真能代表着万历完整的心理性格，真能全面反映着他的人生取向，真能恪守不渝地成为指导他其后生活道路的轨辙，那么，万历本人的历史地位，万历朝以及明代后期的历史就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切不可忽视了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万历自小也是浸泡在王府和皇宫特定的糜烂环境之中，耳濡目染的都是他的多代祖先，特别是乃祖乃父不同形式的怪诞荒唐、奢侈懒怠、放荡任性的行为和逸闻。许多被人们斥为荒谬，但却浓姿杂彩、温馨缤纷的官能享受和享乐款式，对于已身居皇太子又转为皇帝的少年万历来说，倒有着很大的诱惑力，甚至难免将乃祖乃父不伦不类的作为，视为是显炫皇家气派和至尊身份的必然和必要。尤其是，不论在《遗诏》和朝议中如何受到非议，而世宗肃皇帝和穆宗庄皇帝，仍然被美谥为“英毅圣神”或“显文光武”。他们享尽人生的荣华风光，然后“大行不返”，撒手人寰，各留下一铺烂摊子，但一样享受着宗庙的香烟祭祀，而大明的江山居然尚未变色，薪火相传，朱氏的天下似乎还固比金汤，无虞于被推翻被颠覆。在万历的内心深处，难免萌育着对穷奢极欲纵情享受的向往，潜埋着嘉靖和隆庆的遗传影响。乃祖乃父的幽灵经常在他身边徘徊，在耳畔指引示范。宫廷和朝廷现存的规制，也现成开辟有沿着祖父和父亲老路前行的方便途径。当然，最主要的还在于，万历本人在上述两种帝王类型和两种生活道路的激烈碰撞和争夺之中，将作出何去何从的抉择。

【基本资料】

书名：《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

作者：韦庆远著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5月

全套定价：128.00元

内容提要：

本书可说是自有为张居正立传以来最深入、最公正、最能“美恶不掩，各从其实”的巨著。（台湾学者徐泓语）

它不同于前人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作者运用大量罕见的丰富史料，除实录、政书等官方出版品外，引用的私人笔记、文集、书信达150余种，以明代为主的地方志达65种。因此能深入许多以前学者所未谈到的细节。

对张居正在改革中所要面对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作者分别立档，上有皇帝、太后，旁及宦阉权竖、外戚、各派言官，特别是与居正曾共事的历届内阁大学士、重要文臣僚佐都有叙及，涉及人物之多，探求研究之细，皆为同类著述所罕见。

同时，书中提出了“隆万改革”的新判断和新概念，重新审视后发现，高拱和张居正在隆庆时期已经联手进行重大的改革，在吏治、经济、军事上都取得过重大的成就，使垂危的明王朝出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可以说，万历初叶张居正所进行的改革是隆庆改革的继续。这一成果无疑是研究明代中后期历史的新突破和新贡献。

尤其要指出的是，该书对张居正主持改革的过程作了动态式的叙述，不但写了张居正如何运筹帷幄、选贤任能、妥为部署，而且写出了他在改革和反改革的矛盾冲突中如何坚定指挥、鼓舞士气的实况。在充分肯定张居正的伟大历史作用的同时，对他的“失误、失律和失德”的一面也给以实事求是的直书。

张居正要推行改革，不得不集中权力，但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而无所制约，势必要引来皇权的反噬，酿成悲剧，张居正死后的凄惨正好诠释了此点。在个人专权独断的体制下，这也是必然结局。

作者简介：

韦庆远（1928-2009），广东顺德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教授。历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英国牛津大学东亚研究系客座教授、圣安东尼学院兼职院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客座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客座教授、香港珠海书院史学研究所客座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香港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访问学者。

主要著作有：《明代黄册制度》、《中国档案史稿》、《康雍乾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主编）、《清代奴婢制度》（合著）、《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中国政治制度史》（合著）、《清代全史》（第四卷）、《明清史新析》、《隆庆皇帝大传》、《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正德风云：荡子皇帝朱厚照别传（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