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多罗之歌》 “诗歌恐怖分子”洛特雷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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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安达鲁狗》海报。该片由超现实主义电影之父路易斯·布努埃尔和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合作完成，表现人的梦境和潜意识。它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对电影美学进行了开天辟地的革命，使电影成为纯粹的艺术。

《马尔多罗之歌》

作者：（法）洛特雷阿蒙

译者：车槿山

版本：后浪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年10月

洛特雷阿蒙（1846-1870），法国诗人，出生于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马尔多罗之歌》问世后半个世纪内几乎无人问津，直到法国超现实主义者菲利普·苏波在一家旧书店发现了这本书的副本，再加上布勒东和阿拉贡的正名，之后才渐渐被追认为超现实主义鼻祖。他的影响甚广，画家达利、作家亨利·米肖、导演居伊·德波等皆受其影响。

我谈论的是洛特雷阿蒙，而不是法语中的Lautréamant。我不会读Lautréamant，也不懂e上面的重音符号有什么意义或者必要。伽利马出版社1970年版《七星文库》中列出的研究洛特雷阿蒙的专著已达300多种，散见于各种杂志的文章不计其数。据说，根据当局的旨意，反对洛特雷阿蒙的书已经写出了数百万本。我的谈论将不涉及对诗人的褒贬，也不想成为法国文学界的主流批评在远东的沉闷回声（或迟到的鹦鹉）。在法语中他被谈得太多，在汉语中他却很少被提及，即使在那些“先锋”杂志的专业的诗歌研究领域。

洛特雷阿蒙并非只是一个法国诗人。在世界范围内，他也许是最具有启发意义的大诗人之一。昆德拉在谈话中为了解释《笑忘录》的第四部《天使》的复调艺术，提到了洛特雷阿蒙的名句，这是在同一主题的桌子上，“一架缝纫机与一把雨伞的相遇”。后来昆德拉多次提到这句话，并由衷地表达自己作为小说家对诗人洛特雷阿蒙的敬意：“复调小说与其说是技巧性的，不如说更富于诗意。”

洛特雷阿蒙的《马尔多罗之歌》由车槿山先生译出，在1995年出版，那时昆德拉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然而《马尔多罗之歌》却没有引起注意。这真是奇怪。

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授精者”

如果孤立地看，这本书的内容的确骇人听闻：仇视人类、咒骂上帝、无视传统道德……但这些内容在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中经常可以看到。洛特雷阿蒙在给出版商的信中写道：“我像密茨凯维支、拜伦、弥尔顿、骚塞、缪塞、波德莱尔一样歌唱了恶，当然，我把调子夸张了一点以便创新。”这些夸张之处包括：恶毒地攻击上帝，描绘上帝的各种丑行，人与人之间的虐杀，修筑一个矿坑，“面积40平方公里，有着相当的深度，那儿掩藏着有生命的虱矿”。大批量的虱子成熟后被倒向城市。

当然，主人翁马尔多罗并非总是作恶，他有自己的体系（混乱不堪）和计划（毁灭再毁灭），他的出发点是热爱人类，他对人类的深仇大恨也来源于此。

他平常四处流浪，酷爱数学。“啊，严谨的数学，自从你们那比蜜还甜的深奥课程像凉爽的波浪滋润我的心田之后，我没有忘记你们。”在这种纯属私人爱好的领域内，他发现并培养了自己日后的风格：“极端的冷漠、完美的谨慎和无情的逻辑。”并树立自己爱好的坚定法则：“不认识你的人是疯子，应处以最重的刑罚。”洛特雷阿蒙就是以这种无与伦比的孤僻古怪的方式，穷尽那些反伦理、反传统、反宗教的主题：同性恋、不卫生的生活、歌唱罕见动物、犯罪，等等。

这样一个早夭的诗人（他24岁死于战乱的围城中），主要著作《马尔多罗之歌》1869年出版，由于可以想到的原因，5年后才开始在比利时出售，与题材的惊人性相对照的是这本书在商业上的默默无闻。然而50年后，这位浪漫主义弃儿却突然成了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授精者”，的确，正是这些超现实主义者生下了他们精神上的“父亲”。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奇怪的文学派别是自娱自乐。但其实，超现实主义是赚钱的。《一条安达鲁狗》不仅有票房，还在电影史上占有重要意义。所以说，洛特雷阿蒙不仅启迪了后世不断翻新的文学流派，还让一些文学青年开了窍，成了文化富翁——这一暗流是我们完全陌生的。

形而上学的纨绔子弟

加缪在《反叛者》中曾界定形而上学的反叛，即人起来反对自身条件和整个创造的行动。而洛特雷阿蒙在反叛的历史中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纨绔子弟。

奔放的情感和独特的手法被忽略以后，加缪这样概括《马尔多罗之歌》的内容：恶的连祷文。它的艺术特色是用剃须刀划破的嘴露出的笑代替古代微笑。“一个狂热的而且是不和谐的幽默形象。”

热爱奇特比喻的读者曾徒劳地寻找《马尔多罗之歌》背后的“意义”，他们猜想这个煞有介事的宏大结构中必定隐藏着某些秘密的廊柱和拱顶。但是如果结合洛特雷阿蒙的后期著作《诗歌》来看，这位刚刚走出童年的诗歌恐怖分子要宣告的道德训诫是单调而简陋的，“归纳了唱诗班儿童和军训教材的道德”。《马尔多罗之歌》的调子很高，在它的系统之中，人是卑鄙的，创造者是卑鄙的，因此高高在上的“正义”将不分青红皂白地惩罚一切人。但“正义”本身并没有源泉和支柱，通常是孤零零地以名词形态悬挂在真空中。谁都可以自封为“正义”的代言人，出面惩罚人类和上帝。惩罚要达到何种目的：彻底地毁灭。一切都回归到原始的大海之中，以海藻和章鱼的形态维持这个既是毁灭又是和解的地方。

缝纫机和雨伞的偶然相遇

为了避免郢书燕说，我决定采取不打折扣的方法谈论洛特雷阿蒙的美学特征。就是说我不用印象式批评方法，不谈自己如何“浮想联翩”产生的“强烈感受”。

在颂扬大海的那个段落里，洛特雷阿蒙在括号里有一个离题的慨叹：“谁也不知道我对美的向往中包含多少爱。”这种爱是深广的、苦涩的，同时又是不可思议的。套用他自己的比喻，“辽阔宽广如同哲人的反省，如同女人的爱情，如同诗人的沉思，如同鸟儿神圣的美。”他就是带着这份独特烫人的爱来改造人们关于“美”的观念。

他谈论的事物是如此之多，涵盖了海洋、陆地、天空，他的思维跨越历史、政治、地理、生物、文学，他的事物在他的谈论中反复经历各个层面，并在这种滑动之中故意制造碰撞，以激发新的灵感。“老蜘蛛……仔细地听着空气中是否还有响声在抖动牙床。鉴于它的昆虫形态，如果它想为文学宝库增添一些闪光的拟人法，就不能不给响声一对牙床。”如果要深究这种表述传达了何种信息及信息的意向显然是困难的。它带给我们的是全新的审美的愉悦。

让我们看看《马尔多罗之歌》中的隐喻吧，“暴雨——狂风的妹妹”、“古老的海洋，啊，伟大的单身汉”、“丝绸的目光”、“葬礼的咽喉”、“冷笑的解剖刀”、“思考的纱幕”、“生活的棱杯”、“耳朵的镣铐”，多么精美迷人！再看看隐喻的密度：“……是的，我感到我的灵魂被锁在身体的插销中无法解脱，它无法远离人潮拍打的海岸，以便不再目睹灾难组成的铅色猎犬群的表演……”我有时想是否洛特雷阿蒙有一个能时常短路的大脑或者有世上唯一的、失传的创作方法。他自己解释说（不一定是认真的）：“我很大程度上是在使用给人好感的隐喻，这一修辞帮助人类憧憬无限，它提供的服务比一些人努力想象的还要多，这些人浸透了成见和错误思想——这是一回事。”

简单地说，在比喻中用了“像”就是明喻，不用“像”的是隐喻。但洛特雷阿蒙的明喻中给人的感觉恰恰是不该用“像”，甚至根本不该是比喻。“美丽得像自杀”、“忧郁得像宇宙”这样的暴力组合说明了作者在写这部书时，拥有的是像强盗一样勇敢的心。他最著名的比喻是：“他美得像猛禽爪子的收缩，还像后颈部软组织伤口中隐隐约约的肌肉运动，更像那总是由被捉的动物重新张开、可以独自不停地夹住啮齿动物、甚至藏在麦秸里也能运转的永恒的捕鼠器，尤其像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手术台上的偶然相遇！”这个层层推进的比喻不啻一个宣告：现代诗歌不是人道主义的，它是一个美学实验，它要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超现实主义诗人就是把喻体和本体之间的距离是否够远当作衡量诗歌意象好坏的标准。这和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中的“远取譬”是相似的。当然，这个标准不与“可传达性”相兼容。这已不是一个新话题，高尔基在1927年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就说过：“我时常觉得，印象和形象的关联在您的诗中是如此淡漠，简直无从捉摸。”

一种邪恶的玄学？

人性是善还是恶？

我不可能分出两种说法的轩轾。自古以来，都认为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荀子的中心论点是：“……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据考证，“伪”犹“人为”，并无“假装”之意。孟子的意思和这个说法相反，“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悲哉!”孟子从来就没有说过“人”不作恶，或世上好人多于坏人这种不负责任的结论。在西方同样有两种说法，哲学家也是争论不休。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肯定了黑格尔的“人的本性是恶的”，“说出了一种比费尔巴哈更伟大得多的思想”。

读者与作者的矛盾时常会产生。甚至，读者会觉得写“恶”作者是“恶”的。布罗茨基有段话可以总结人们的心理状态：“一个与邪恶作斗争或抵制它的人几乎会自动地把自己当成是善良的，从而回避自我分析。”钱钟书先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立身须谨慎，文章须放荡。“刻薄”的人（并非指为人）善作文字，而和厚者则平凡。

洛特雷阿蒙的《马尔多罗之歌》是否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子，让我们看到“恶”在文学中开辟的一条崭新的歧路？所幸已经有人在另外的地点看到了相似的风景。诗人王家新在他的随笔《读叶芝日记》中说他意外地发现叶芝“有一回与一个亲爱的朋友散步在一座树林里时，手里提着一柄斧头，那冲动有一刻采取了一种凶杀的形式……”王家新写道：“我们中国作家和诗人温良恭俭让惯了，或者说虚伪惯了，以至于对自身的黑暗视而不见。”他想到，茨维塔耶娃写过：“然而，在我的胸膛里，恶比爱情更古老。”于是他沉痛地说：“我们缺乏的正是这种深入到"恶"之中的勇气和能力，我们总是将善与恶对立起来，避恶从善”，“我们不了解在人类的智慧里还有一种"邪恶的玄学"，不懂得人类还可以把"恶"转化为一种积极的能量——起码在创作的领域如此!”

当代西方文学界单纯地歌颂、描写“恶”已经没有市场（畅销书不在谈论之列）。他们早已开始考虑以新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古老主题。布莱克写出的《天堂与地狱的婚姻》是一种处理方式，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更有意思，玛格丽特为了救出大师和他的小说，借助撒旦的力量惩罚了恶人和恶人控制的文学界；她付出的只是以她自己的名字参加一次舞会，如果世上真有这样的事，尝试一次又有何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