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史书歌颂的唐朝名将，收容了一支落难部族，为帝国埋下一大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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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知道晚唐五代的枭雄李克用是沙陀人出身，但是何谓沙陀，很多人或许还是不甚清楚。沙陀在诸多古籍中都被视为是西突厥的一支，其记载主要见于《通鉴》、《新唐书·沙陀传》以及《旧唐书》、《新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的有关人物传记。《通典》把沙陀作为西突厥的一支提到，《册府元龟》的外臣部对其也有所涉及。

《新五代史·庄宗本纪》中记载，“西突厥有铁勒、延陀、阿史那之类为最大；其别部有同罗、仆骨、拔野古等以十数，盖其小者也；又有处月、处密诸部，又其小者也。朱邪者，处月别部之号耳。”《新唐书·沙陀传》中说：“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

《新五代史》

综合上述文献，可以认为沙陀是西突厥属下的处月部的分支。沙陀原是地名，而非族名，只是由于处月居于“金娑山之阳，蒲类(今新疆巴里冲)之东”，此处“有大碛，名沙陀”的缘故，而将这一支部族名为“沙陀”。

唐贞观十二年(638年)，西突厥酋长乙毗咄陆可汗建立“北庭”，其下包括处月、处密、射脾以及西域许多部落。此时，处月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今新疆阿尔泰山东南，巴里坤以东地区，这里也是处月最早的活动地区。

贞观十六年(642年)，处月部跟随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攻打伊州(今新疆哈密)、天山(今新疆托克逊北)，被安西都护郭孝恪击败。西突厥叶护贺鲁与处月部的首领朱邪阙俟斤阿厥率众投降唐军。

安西和北庭

唐高宗永徽三年(653)，西突厥叶护阿史那贺鲁“招集离散，庐帐渐盛”，渐渐又有叛离唐朝之心。由于阿史那贺鲁渐趋强大，处月部也追随其反叛唐廷。此时的处月酋长朱邪孤注率处月部军队据守牢山，但是被弓月道总管梁建方、契芯何力打败，九千余处月部人被俘。

为了安置这些处月部降人，唐朝在今日新疆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境内设都督府，以其首领拔野为都督。有关这个都督府的建置，很多人以为其名为“沙陀都督府”，其实正如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庄宗本纪上》的末尾中所说，“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诸部，置十三州，以同罗为龟材都督府，仆骨为金微都督府，拔野古为幽陵都督府，未尝有沙陀府也。”

事实上，贞观年间并未有什么“沙陀都督府”。虽然《新唐书·沙陀传》中说唐王朝在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后，“即处月地置金满、沙陀二州，皆领都督”的说法。

突厥人

但是，同样还是《新唐书·沙陀传》记载，“龙朔初，以处月酋沙陀金山从武卫将军薛仁贵讨铁勒，授墨离军讨击使。长安二年，进为金满州都督，累封张掖郡公。金山死，子辅国嗣。先天初避吐蕃，徙部北庭，率其下入朝。开元二年，复领金满州都督，封其母鼠尼施为鄯国夫人。辅国累爵永寿郡王。死，子骨咄支嗣。”

从上面这个记载看，处月酋长沙陀金山当过金满州都督，而且他们家族几代人都世系这个职位，却没有提到什么沙陀都督，可见当时只有这个金满州都督，所谓的沙陀都督是不存在。

至于为什么会有“沙陀都督”的叫法，或许是因为这个职位是用来羁縻沙陀人的。唐德宗贞元中，沙陀历史上重要的领袖朱邪尽忠出任都督。这一时期，吐蕃正急攻唐朝的北庭都护府，“沙陀六千余帐与北庭相依”。

在吐蕃强势进攻之下，贞元五年（789年）冬，吐蕃军队以葛逻禄、白服突厥作为向导，联合大举进攻北庭。贞元六年（790年）六月，北庭沦陷，“沙陀酋长朱邪尽忠皆降于吐蕃”。

吐蕃军

吐蕃将归降的沙陀部举族七千帐安置于甘州。在对唐王朝的战争中，由于沙陀人的能征善战，吐蕃常常以其为先锋。不久，沙陀部首领朱邪尽忠受到吐蕃的猜忌，被怀疑在对回鹘的战争中通敌。吐蕃人并不信任沙陀人，于是酝酿“徙沙陀于河”。

吐蕃人不信任沙陀人，那么唐朝这边就开始了对沙陀的争取拉拢。当时，唐朝坐镇朔方的是振武节度使范希朝，是一位很有建树的边帅，被人比作西汉的赵充国。

唐军

在范希朝的策动下，元和三年（808年） ,朱邪尽忠及其长子朱邪执宜共同商议，决计脱离吐蕃的控制。他们率领沙陀人众部落三万循乌德犍山东行，边走边与追击的吐蕃人作战。

这场投唐之行的代价很惨遭，酋长朱邪尽忠战死，朱邪执宜身负重伤，只剩下骑兵两千余人、战马七百骑、杂畜千余头，辗转来到了灵州(宁夏灵武西)。沙陀人归顺，唐朝政府对其很是优待，将其安置于盐州(大致在今陕西定边及内蒙古盐池县境)，并设置羁縻性质的阴山府，授朱邪执宜为阴山府兵马使，其弟葛勒阿波为左武卫大将军兼阴山府都督。

范希朝

沙陀降众与范希朝之间的个人依附色彩很严重，这也就会导致很多具有深刻历史影响的变化。元和四年（809年），范希朝从振武节度使专任河东节度使，坐镇太原，沙陀部族随之继续东迁。迁徙至河东的沙陀人一部分被安置于神武川的黄花堆(今山西应县西北)，一部分被安置在定襄川(今山西定襄县)。

河东是唐王朝的龙兴之地，西接长安，南临汴州，北捍蛮夷，地理位置相当重要，迁徙至此的沙陀部族将会以此为基业，搅动天下风云。范希朝对于手下的沙陀人，也是做到了人尽其才，“料其劲骑千二百，号沙陀军”，建立了一支骁勇彪悍的沙陀骑兵。沙陀部族在唐帝国内部合法的军事化似乎有利于唐军武力的加强，但更重要的是助长了沙陀势力的发展。

沙陀人

元和五年（810年），继任河东节度使的王锷远比范希朝有忧患意识，他认为“朱邪族孳炽，散居北川，恐启野心，愿析其族隶诸州，势分易弱也”。唐朝廷采纳了王锷的建议，“建十府以处沙陀”。但是，唐朝的这种分而治之的办法并不彻底，没有将其部族打乱与别的民族混杂在一起，他们仍然是聚族而居，仍具有极强的部族凝聚力和自身的特点。沙陀人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越来越壮大。

唐文宗太和四年(830)，柳公绰为河东节度使，因“沙陀素骁勇，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于是奏以沙陀酋长朱邪执宜为阴山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镇守北部边疆。这时，沙陀不但居于代北，而且具有地方权力，其自治政权的色彩愈发突出，其与唐朝的关系也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