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人的战争》：好莱坞电影如何影响二战

cooldaddy

《五个人的战争：好莱坞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 马克·哈里斯 　黎绮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著名导演梅尔·吉布森执导的二战电影《血战钢锯岭》在全球上映。影片中，恋爱中的道斯与女友多萝西在影院看电影。影片开始前，银幕上播出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制作的“战争序曲”。画面中，炮弹横飞，工厂被炸毁，高举万字旗的冲锋队齐步前行。目睹着这些画面，沉醉在恋爱中的道斯，脸上的表情凝重了下来。

　　这一细节从侧面反映出上世纪30至40年代的美国，看电影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文娱活动。事实上，自二战爆发伊始，有关二战的电影便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向“战时生产”的转变，是好莱坞电影工业史上的特殊案例。期间，整个国家的利益与电影公司的利益高度一致，将好莱坞在美国电影业的主体地位推至最高峰。

　　毕业于耶鲁大学，现任美国《娱乐周刊》执行编辑、专栏作家的马克·哈里斯，其著作《五个人的战争：好莱坞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通过对约翰·福特、弗兰克·卡普拉、约翰·惠勒、约翰·休斯顿、乔治·史蒂文斯五位20世纪最著名的美国导演在二战时期经历的梳理，清晰地展示出这五位导演如何用电影作为武器，既赢得了观众，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人们的战争观，改变了战争格局。

　　战时生产：同军方的缠斗与合作

　　二战爆发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战火集中在欧陆，未殃及美国本土。这一时期的好莱坞电影，仍然在诱导美国民众沉溺于消遣娱乐之中。然而，随着战事吃紧，好莱坞那些最有能力的导演发现，他们拍摄的电影还不及电影前播放的战争新闻吸引观众。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使战争成为美国民众关心的头等大事。

　　卡普拉、福特等导演开始认为，应当借助电影，向公众与士兵灌输保卫国家的坚定信念。好莱坞的战争类型影片，也从此前的试探性制作转向全面生产。1942年至1944年间，《威克岛》、《东京上空30秒》等一系列电影的问世，以其较之电影史上任何其他影片类型都更具历史现场感的视觉效果，震撼了观众。与此同时，尽管这些电影内容源于虚构，但是与当时同样大量生产的战争纪录片与新闻片形成了良好的互补关系。

　　上世纪30年代，美国电影开始从早期的默片时代过渡到有声电影时代。拍摄技术手段的不断丰富，有助于还原和再现令人震撼的场景。1930年，路易斯·迈尔斯通执导的电影《西线无战事》加深了公众关于战争的信念，他们确信战争就是一场屠杀，为了短暂而脆弱的和平，毁掉了年轻一代。

　　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使美国军方高层萌生了借助电影短片从事宣传的想法。在马歇尔的积极倡导下，二战期间，美国政府与军方将其战争宣传的工作，外包给好莱坞的相关电影公司。尽管，一部分军方人士认为，让毫无军事纪律的电影工作者在军队中随意出入，会给军队增添混乱和麻烦，但卡普拉、福特、休斯顿等导演通过他们的才华，让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走出家门，在影院里为战争哭泣和愤怒，产生出高昂的爱国主义激情。

　　与此同时，在为政府宣传战争的同时，好莱坞的导演们也不得不接受政府与军方宣传部门的审核管制。在此之前，好莱坞已经同政界与军方为电影审查的问题斗争了若干年。然而，自1940年起，随着欧洲战事的激化，美国卷入战争日益临近。美国政府与军方愈来愈难以阻止好莱坞的电影导演们，按照自己的意图表现地缘政治与战争格局。

　　尽管如此，为了让自己的作品顺利通过审查，好莱坞的导演们仍然要花费不少心思。约翰·福特为了让自己的作品《中途岛战役》顺利通过审查，特意在片中加了一个罗斯福总统儿子吉米·罗斯福的特写画面，用约翰·福特自己的话说：“为了确保作品的圣洁，所有手段都是合理的。” 到1942年下半年，越来越多的高票房战争片陆续推出。其中，华纳兄弟公司1942年11月首映的《卡萨布兰卡》，为好莱坞在各个层面的转轨，提供了一个良好典范。

　　战争电影：鼓舞士气与提供罪证

　　书中重点介绍的五位导演，均有着极强的个性和创意，他们在一次次的尝试中实践自己的想法，这里着重介绍其中三位。

　　约翰·惠勒接拍《忠勇之家》时，美国尚未参战，军方要求惠勒不要在影片中诋毁德国人，制作“仇恨电影”。惠勒自己是犹太人，他很清楚希特勒的野心，所以坚持按照自己的观点来讲故事，否则拒绝参与电影制作。

　　《忠勇之家》拍到一半，珍珠港事件爆发。惠勒接到军方审核官员的电话：“我一直在想你说的话，也许你是对的，你就以你想要的方式做吧。”《忠勇之家》的结尾，一座被毁坏的教堂内，神父向听众喊话，就像在向电影观众宣告决心，“我们会团结一心，我们会抗争到底，直到获得胜利。”影片在英国公映时，极大地鼓舞了英国民众的士气，并斩获了当年包括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多项大奖。

　　五位导演中，乔治·史蒂文斯的战争经历最为深刻，他对历史的影响也最大。战争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和思想，还改变了他的作品风格，战前他以拍摄喜剧见长。然而，达豪集中营的所见所闻，令他再也无法制作轻浮搞笑的喜剧。走进达豪集中营，史蒂文斯意识到他的任务不再是制作宣传片或纪录片，而是利用摄像机来收集证据。他在达豪集中营收集的影像资料，成为日后纽伦堡审讯中揭露纳粹罪行的关键转折点。

　　1946年11月20日，史蒂文斯执导的《纳粹集中营和俘虏营》在昏暗的纽伦堡法庭审讯室播出。寄生虫滋生的简陋公棚、毒气室、从被杀害的人的牙齿中取出的黄金等，全部一览无余。两周后，第二部证据纪录片《纳粹计划》再次在审讯室播放。在作者哈里斯看来，史蒂文斯的电影做到了过去数个星期的证词做不到的事情：它让纳粹的罪行无可辩驳，使纳粹者的命运无可逃避。

　　弗兰克·卡普拉是战前好莱坞的领军人物。他来自意大利西西里，那时意大利还未被看作是一个成熟的国家，他在好莱坞迫切地渴望证明自己的存在。卡普拉的电影总是在探讨自我价值的问题。在影片《生活多美好》中，卡普拉成功挖掘了人们内心最私密的、最真实的感受——没有我的世界会如何，并把它呈现在电影里。这部电影是他创作生涯中最重要、最有力的一部电影。不幸的是，影片公映后，不仅票房失利，也未受到影评家的青睐。

　　在战争结束的最初时刻，人们历经沧桑，不需要如此严肃认真的作品。大众需要喘息和遗忘来治愈战争的创伤。《生活多美好》的失败，迫使卡普拉创立的电影公司停业，他自己也从此息影，将自己手下的自由电影公司卖给了派拉蒙影业公司。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数十年后，《生活多美好》终于获得广泛认可，成为历久不衰的经典。在领取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时，卡普拉说：“相信自己，因为只有英勇的人才会创作，只有大胆的人才会制作电影。唯有真正勇敢无畏的人，才配得上在两小时的黑暗空间里，对其他人诉说故事和道理”。

　　战后重建：无法回避的战争阴影

　　尽管二战将好莱坞的战争电影推至高峰，也成就了许多导演的事业，但好莱坞的战争片在战争后期开始逐渐下行。在业内看来，观众对这一类型的电影已经失去了兴趣。到1945年下半年，各大电影公司和院线老板均认为公众对战争题材的影片已经厌倦。政府和军队也开始拆除庞大的战争片拍摄机器，电影业开始重新回到原来的商业电影轨道上。

　　在这一浪潮的影响下，好莱坞对复员老兵、战后重建等题材采取了回避态度。那些因拍摄战争电影而弄潮一时的导演，在战后必须重新找到自己新的起点。对导演而言，他们想要掌控自己的命运，不想被操控，更不想由别人告诉他们该怎么做。

　　当卡普拉遭遇《生活多美好》的失败时，惠勒则很幸运，他的《黄金时代》聚焦三位退伍军人重返平民生活所面临的困境：回到家乡，战争仍是他们挥之不去的阴霾，无论清醒还是梦魇，在他们所做的每个决策中，在他们面对战后美国的真实世界冲突时，战争仍对他们纠缠不放。《黄金时代》被誉为美国社会现实主义的杰作，成为当年影史上票房第二的电影，也为惠勒赢得第二座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在美国学者托马斯·莎茨看来，二战时期的好莱坞，为美国创造了一个混杂了信息与娱乐、事实与宣传、现实主义与集体记忆的古怪混合物。马克·哈里斯用五位导演跌宕起伏的经历告诉我们，战争既改写了他们的人生，也为他们的电影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那些源于执着的勇气、卓绝的创意而诞生的电影，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就是电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