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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风流》 作者:阿城【chm】制作:鸿水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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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27 19:40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自 序

 

  当下好看的书不少,这本书翻开来,却是三十年前的事,实在令人犹豫要不要翻一本旧账。于是来作个自序,免得别人碍于情面说些好话,转过来读者鄙薄的是我。

  “遍地风流”、“彼时正年轻”,及“杂色”里的一些,是我在乡下时无事所写。当时正年轻,真的是年轻,日间再累,一觉睡过来,又是一条好汉。还记得当年队上有小两口结婚,大家闹就闹到半夜,第二天天还没亮,新媳妇就跑到场上独自大声控诉新郎倌一夜搞了她八回,不知道是得意呢还是愤恨。队上的人都在屋里笑,新郎倌还不是天亮后扛个锄头上山,有说有笑地挖了一天的地?这就叫年轻。

  年轻气盛,年轻自然气盛,元气足。元气足,不免就狂。年轻的时候狂起来还算好看,二十五岁以后再狂,没人理了。孔子晚年有狂的时候,但他处的时代年轻。

  文章是状态的流露,年轻的时候当然就流露出年轻的状态。状态一过,就再也写不到了。所以现在来改那时的文章,难下笔,越描越枯,不如不改。状态原来是不可以欺负的,它任性之极,就是丑,也丑得有志气,不得不敬它。

  年轻有一个自觉处,就是学生腔,文艺腔。学生和文艺,都不讨厌,讨厌在套进腔里,以为有了腔就有了文艺。我是中学时从“学生范文选”里觉到这一套的,当时气盛,认为文章不该这样写。那文章应该怎样写呢?不知道。教的又不愿学,学校好像白上了。

  我永远要感谢的是旧书店。小时候见到的新中国淘汰的书真是多,古今中外都有,便宜,但还是没有一本买得起,就站着看。我想我的启蒙,是在旧书店完成的,后来与人聊天,逐渐意识到我与我的同龄人的文化构成不一样了。有了这个构成启蒙,心里才有点底。心里有底就会痒,上手一写,又泄气了。我就是带着这种又痒又泄气的状态去插队的。

  先是去山西雁北,同去者有黄其煦、龚继遂等五六个人。黄其煦是我的小学同学,又是邻居,龚继遂则是一起去时认识的,这两个朋友现在都在美国而有成就。在桑乾河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村里先来的是北京男四中和师大女附中的知青,算得是北京中学里的精英吧。不过让我受益的是一个叫来运的高三学生,面容很像关云长,少言。离开山西前请教于他,他说“像你这种出身不硬的,做人不可八面玲珑,要六面玲珑,还有两面是刺”。这个意思我受用到现在。

  继之去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阿荣旗,同去的还是黄、龚等人,不过这次还有章立凡、邢红远、李恒久等十来个人。章立凡身长高大,面如脂玉,观之正是所谓玉树临风,在那个讲究穷讲究横的年代真是令人一愣。我父亲有一次从干校回家碰到立凡,将我叫到另外的屋里问“哪里冒出来的”,一脸的又惧又喜。

  再去的就是云南了。这次朋友中只有黄其煦,其他则是新朋友关乃炘、孙良华、杨铁刚、张刚。关乃炘好书画金石,好相机,好音响,现在他手工制的“关氏”电子管扩大机,在香港颇有名气。其实关乃炘的“关”,是满清皇族姓瓜尔加的汉转,扩大机的牌子不妨用原音字,好听。我见过“皇家牛肉面”的招牌,皇家人吃牛肉面吗?看来越是皇家越不贴皇家的金。孙良华好音乐,好电工,手里有一把音色奇好的捷克提琴。杨铁刚希望将来作曲。张刚则是职业革命家的坯子。

  我在这里写到昔日的青春同路人,想想当时都才十多岁,额头都是透明放光的。

  在云南一呆就是十年,北京来的朋友们陆续回去北京。我因为父亲的问题,连个昆明艺校都考不进去,大学恢复高考,亦不动心,闲时写写画画。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过世,四月,我在外国电台里听到“四五”的消息。每日还是上山干活,风雨如故,地老天荒。六月,唐山大地震,我探亲回北京,火车进站,一个工人一路摇着一柄锤敲打车轮,忽听得他不知为何大骂“我肏他姥姥的”,很多年没有听到如此纯正的乡音了。九月,毛泽东过世,当天街巷皆有肃杀之气,我替父亲送点东西到前中央美院院长江丰先生家去,在巷口见他坐在矮凳上如老僧入定,说是居委会命他在此观察阶级敌人的活动,我说您自己不就是阶级敌人吗?老人不出声音地笑到眼泪流出来。

  回云南到昆明的时候,正遇上王张江姚所谓“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传来,市面激动。我在朋友家借宿,坐下来写“宠物”,写好了看看,再一次明确文学这件事情真不是随政治的变化而变化。

  我习惯写短东西,刚开始的时候,是怕忘,反而现在不怕忘了。忘了的东西一定是记不住的东西,这是废话,不过废话若由经验得来,就有废话的用处。

  看消息说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十周年,有要纪念的意思。不过依我的经验,青春这件事,多的是恶。这种恶,来源于青春是盲目的。盲目的恶,即本能的发散,好像老鼠的啃东西,好像猫发情时的搅扰,受扰者皆会有怒气。如果有所谓“知青文学”,应该是青春文学的一类,若是这样,知青这个类,也只有芒克的《野事》一部写得恰当吧。我们现在回头去看所谓“知青文学”,多是无奈,无奈是中年以后的事,与青春不搭边。再往回看到一九四九年,一路来竟无一篇与青春有关,只是些年轻时与政治意义的关系,与政治意义无关的青春,是不能入小说的,“知青小说”的致命伤,也在于此。而青春小说在中国,恕我直言,大概只有王朔的一篇《动物凶猛》,光是题目就已经够了。

  青春难写,还在于写者要成熟到能感觉感觉。理会到感觉,写出来的不是感觉,而是理会。感觉到感觉,写出来才会是感觉。这个意思不玄,只是难理会得。

  编集旧东西,头皮要硬一些,硬着头皮才能将一些现在看来脸红的东西集在一起送去出版。

  一九九八年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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