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中士》：是优秀的士兵，还是凶恶的杀人犯？

悠闲客栈

《沉默的中士》，王凯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5月

【内容简介】

《沉默的中士》写了一个“沉默的”中士张建军，他少言寡语，认真履行职责，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是一个优秀的士兵，孰料结局出人意外，辞寡之人竟是一个杀人犯，在北京曾劫杀过出租车司机。一个优秀的士兵同时竟然是一个凶恶的杀人犯，一个凶恶的杀人犯竟也是一个优秀的士兵，王凯或用了极端的意象，将人光明与黑暗两面同时写出。《沉默的中士》也写出了一个坚定的、硬汉式的指导员形象，写出了指导员和士兵之间的情感，写出了他面对张建军的两难抉择。小说固然充分展示了张建军优秀的一面，但最终也将其绳之以法，在道德和法律两个方面保持了平衡。

【作者简介】

1975年生于陕北黄土高原，长于河西走廊军营，1992考入空军工程学院，历任学员、技术员、排长、指导员、干事等职，现为空政文艺创作室创作员，中国作协会员。在《人民文学》《当代》《解放军文艺》等刊物发表小说若干，著有长篇小说《全金属青春》及小说集《指间的巴丹吉林》。

【后记】

小说与宇宙探测器

这本小说集里收入了我2006年到2016年间发表的几个中短篇，换句话说，它收入了我最近十年中那些还不算虚度的时光。其中《沉默的中士》写得最早，初稿是我在空军机关办公楼一层值班室值班的十天里完成的。那会儿我30岁，刚借调到机关帮助工作，整天最关心的事是自己能不能留在这栋大楼里工作，但这事我想没用，得领导说了才算，于是就用写小说来抵抗焦虑。那几年我头发还算多，不像现在掉得那么厉害，好在那时我是O型血，现在依然是，所以我一直清楚地记得身上被蚊子咬出的那批大包。最后一个中篇《白鸽》，则写于2016年在齐齐哈尔出差期间。那一个月里，我每天清晨进场跟班飞行，下午两点左右回到宿舍开始写作，并在战斗机的呼啸声中把小说的背景换成了机场。齐齐哈尔的夏天非常迷人，强烈的紫外线让我回想起自己在西北戈壁度过的青春岁月。我们每天晚饭后散步八到十公里，机场外的路边是一望无际的蔬菜大棚，塑料棚膜在夕阳下闪闪发亮。

当然还有书中其他的小说，它们讲的故事不同，但都同军人有关。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写的所有小说都是关于军人的。我写过曾经的军人、现在的军人甚至未来的军人，但他们都是军人，无一例外。有时我会觉得这么写下去前景不太乐观，在和平年代书写军人，有点像今天腰里还别着个传呼机一样不合时宜。有一次我穿着军装在北京西站接人，不一会儿时间，差不多有二十个人先后走上前与我搭话。最初一秒，我以为他们被我身着军装的英武形象所吸引，但第二秒时我就明白自己想多了。他们是在向我打听列车时刻和出站信息。明摆着，他们都把我当成了铁路工作人员。在我看来，军装和铁路制服的区别就像苹果和西红柿一样迥然相异，而在他们眼里，两者居然没有分别，这让我有些泄气。

想想我读过的那些军事文学名著，《西线无战事》《林中阳台》《第二十二条军规》《裸者与死者》和《高山下的花环》，它们都与宏大的战争有关，都与人类最暴烈的行为有关，都与生与死这样的终极命题有关，而我写的，都是些平淡无奇的军人生活，绝大多数小说里甚至连一支枪都没有出现过。

但后来我又想通了，我总得让自己想通。毕竟军人首先还是人，军事文学首先还是文学。小说里有没有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对于心灵的探究。我越来越觉得，也许小说更重要的任务不是扩张而是深入，不是建构而是内省。精神宇宙的幽深与无限并不亚于现实的宇宙。我们在物质宇宙中施放了很多高精尖设备：卫星、空间站、宇宙飞船、太空望远镜和深空探测器。我们怀揣着因盲目带来的不安和渺小引发的自卑，试图去搞清楚我们的存在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是现象还是本质，抑或整个宇宙只是另一个更大尺度空间内的一个小小的粒子？与此相类似，人类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对自己不完美的焦虑也会令我们忍不住去探究自己，探究我们的精神宇宙，诸如它因何而来，为何如此，是否具有尽头和黑洞之类的问题。毕竟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内置一个宇宙，我们需要不断地进行观测，要不然的话，我们总是难以真正了解自己，我们与内心对话时总是感觉陌生，我们的精神宇宙中有着太多不确定又无因果的存在，而我们不想一次次在此间迷失。

这样说的话，我好歹也算个曾经施放过宇宙探测器的人了。只不过我更希望探测的，是军人的精神宇宙。无论如何，军人书写军人，至少不会过于外行。至于我的小说探测器究竟飞了多远，这倒是个问题。我怀疑它至今还在近地轨道附近漂着，但就算这样，我也觉得很不错了。

2016年11月14日

【精彩书摘】

十年前，我二十六岁，未婚无女友，在一个雷达团担任汽车连指导员。我们部队驻在一个名叫水青的地方。水青这名字很有诱惑力，容易让人想到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可实际上这个比帽徽大不了多少的县城就孤零零地待在巴丹吉林沙漠南缘的戈壁滩上，低头可以看到漫无边际的、零星点缀着骆驼刺芨芨草和羊粪蛋的灰黄色戈壁，抬头就可以望见祁连山脉终年不化的皑皑雪峰。

那时我的军衔是中尉——你要是懂点军队的话，就知道中尉是种比较可爱的军衔，它让人显得年轻却又不那么幼稚，就像一粗两细三条杠的中士军衔一样可爱，可惜，这种军衔你已经见不到了，它只是在一九八八至一九九九年间的中国军队使用过。我现在还收藏着从列兵到上士的一整套崭新肩章，都是我利用职务之便从司务长那里要来的。那几年我喜欢收藏这类东西，还喜欢听窦唯和张楚的歌（我常常在早晨起床哨响过后打开连队的音响，请窦唯或张楚把那帮赖床的士兵震出温暖的被窝），看盗版的好莱坞影碟，用出操后早饭前的十分钟时间背一首唐诗或宋词，安慰或训斥手下的士兵，间或也给散落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同学打打免费的军线电话。除了总是刮风之外，我没什么不满，没什么负担，也没什么想法。怎么说呢？我觉得挺愉快，不因为什么，就是那种没心没肺的愉快。

那时我烟抽得比较厉害，一天差不多两包。门牙是黑的，右手食指第二关节处是黄的，我自己都能闻到自己嘴里的臭味儿，早操跑步时，我甚至能听到自己的肺泡一个接一个爆裂时发出的声响。我曾试图戒掉它，但始终都停留在企图的阶段。大概是我一直认为人总得有个把恶习，不管是明的暗的，总归要有，要是一点也没有，那就有点不是人。比如我们司务长不抽烟也不喝酒，可是他除了喜欢虚报发票之外，还喜欢把灶上的鸡和鱼拿回家，给他处在哺乳期的老婆清炖了吃。他经常劝我说，指导员，你得少抽点烟，你这样抽下去会夭折的。你还不如喝酒呢，听说少量饮酒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

你知道个屁，我对他向来没好气，我为什么要喝酒，我讨厌头脑不清醒的感觉。

这话一般是在温暖的季节里说的，在漫长寒冷的冬季，我也不反对喝点酒，因为这是水青。《汉书·地理志》里讲，水青秦为月氏地，汉初属匈奴，后由骠骑将军霍去病收复，为张掖郡所辖。这样说来，水青的胡人基因正契合了我对于它的印象：粗犷剽悍，外加一丝狡黠。这地方我没见过不会喝酒的男人，每年冬天都会有大批的醉汉像幽灵一样在县城的街道上出没。所以在漫长的冬季里，每日晚点名的时候我和连长都要强调司机出车时务必注意这帮失去理智的家伙，免得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军民纠纷。气候和民风从站着双岗的大门渗进营院，因此连里从军官到士兵每个人多少都能喝一点，在我们的语系中，“不会喝”表示能喝一点，“能喝一点”表示能喝不少，如果什么也不说的话，那基本上就是酒坛高手了。在我看来，喝酒最好是在那些大雪纷飞的晚上（雪后次日一般都不出车），几个军官——有时连部的文书和老点的军士也受邀参加，这被认为是一种礼遇——在暖气烧得很足的连部，把两张茶几拼起来，让去县城接子女下晚自习回家的班车司机顺路带回来一大份羊肉面卷，然后喝点用祁连山的雪水和水青的青稞酿制的五十二度“草原风情”，这种时候常常会让我觉得——幸福。

有一天，自然，还是十年前的一天，大概在年底吧，一个下着大雪的晚上。熄灯后不久，我们几个军官外加连队的文书聚在连部准备喝酒（估计是因为受到表扬之类的事，现在死活想不起来了）。茶几上的一次性塑料杯里已经倒好了酒，但还不能开喝，因为我们在等班车司机老贾把羊肉面卷带回来。羊肉面卷是种质朴而优秀的食物，至今我也只在水青见过，据说很早以前它是水青农家的一种家常面食，后来才出现在饭馆里，类似早年跑龙套的演员，默默奋斗了很久才有了登堂入室的机会。它的做法不复杂：把极薄的面饼抹上一层油，撒上细细的葱花，然后卷成手榴弹木柄粗细的卷，再切成手枪弹壳那么长的段，同半熟的羊肉块和少量的水一起放在高压锅里压。出锅后，每个面卷都变得金黄柔韧，嚼起来有种奇异的感受，而羊肉也更加鲜嫩肥美。我真是爱死了这种食物。那天晚上，我们一边聊天一边等着吃羊肉面卷，心情兴奋而焦急，仿佛在等待心爱姑娘的到来。聊了一会儿，我看时间还早，便拿起手电出了连部，沿着长长的走廊去班里查铺。

我们连队单独驻在距团部大院以西两公里远的戈壁滩上，编有两个排，六个班，六名军官和五十二名士兵。汽车连的司机经常出车，所以比其他连队的兵显得更活跃开朗，更见多识广，当然，也更屌一些。军官们必须明察秋毫智勇双全才能收拾住这帮屁股长刺精力过剩的家伙。我和连长上任以来，每天晚上都坚持按照《内务条令》第一百五十六条之规定查两次铺。后来，我们又增加了对车库的检查，原因是某天半夜，小车班的三个军士排除万难不知疲倦地把政委的桑塔纳从车库推到离连队三百米以外的路上，确信我们听不到动静了才打着开走。如果不是半路上被查夜的副参谋长当场擒获的话，我们可能至今还蒙在鼓里。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再度发生，除了加强检查外，我还会经常不打招呼就搬进某个班的宿舍去住一两个晚上，让个别有所企图的士兵无从下手。除了敲山震虎的效果之外，还有一个附带的重要收获，那就是我自此把谁睡在哪张床上，谁晚上磨牙放屁打呼噜都深深地刻在了脑子里。我之所以认为它重要，是因为我想我必须尽可能多地了解我的士兵，不然我永远都不知道他们会干出些什么惊天泣鬼的事来。

查铺结束后，我回到连部，通过总机要车场值班室的电话。车场位于连队以西一公里处，也是单独一个院子，用来停放载重车和装备车，修理间也在那里，连队院里只停放小车。多年来，士兵们轮流在那里值班，每人每次一个月。这个月值班的是油车班的李二明，一个来自四川、外号唤作“锤子”的矮个子下士。其实我好几次点名的时候都警告大家不要给战友起这种比较操蛋的绰号，没想到越描越黑，他们在我背后更加起劲地管李二明叫“锤子”，加上李二明本人对此事的态度也比较暧昧，我也就不好意思再去强奸民意了。

既然提到了李二明，我就多说两句。我一直认为李二明是个奇怪的家伙，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和他见到的所有姑娘聊天，不管这姑娘是卖菜的还是端盘子的，而且越是这些姑娘越能让他来劲。他操着一口麻辣普通话，能够随时随地充满激情地跟职业和造型各异的姑娘寻找着共同的话题，这种特别的才能总是令我寝食难安。我记得有一次他把八吨的油罐车停在路边，同一个扛着铁锹身材丰满脸蛋红润的村姑亲切交谈，我开车经过时，他正满脸堆笑地把一罐可乐递给那姑娘，根本没注意我的到来。我只好停车摇下车窗，大声命令他立刻滚回连里去。我本来不赞成让他去车场值班，因为让他自己管自己就好比让西门庆去扫黄打非一样不可靠。但连长说，连里没人愿意去值班，因为值班就意味着整整一个月无法外出。要是表现不好就不用值班，那大家一定会争先恐后地往坏里表现。这个观点底盘很稳，我想不出推翻它的理由，所以李二明还是住进了车场值班室。

我拿着电话等了一会儿，李二明的声音出来了。我在呢指导员，车场一切正常，他说，你就放心吧。

刚挂了电话，就听门外车响，班车回场了。很快，连部的门被推开，老贾两只手插在竖着领子的大衣口袋里，斜叼着烟进来了。老贾是个老专业军士，年龄和军龄都比我长好几年，技术也是全连最好的，最重要的是他张弛有度举止有节，所以我们也就默许了他的随便。

东西呢？连长问。

老贾向后呶呶嘴，马上到。

话音刚落，老贾后面就出现了一个瘦小的列兵。他穿着一身显得过于肥大的涤卡冬装，只戴着大檐帽，鼻头和耳朵冻得通红，捧着搪瓷盆的双手也是红肿的。他直挺挺地站在进门的地方，眼睛看着地面，让我想起上次在车场套住的那只可怜的兔子。

你个新兵蛋子顶着门干啥，热气都被你散出去了。老贾凶恶地说。

新兵赶紧往前挪了两步，用肩膀关上门，然后把手里的盆放在茶几上，冲我们敬了个礼，又立正站好了。

我刚在团部碰到军务股的张参谋，他说这娃是今年给咱们连分的修理工，刚从东北坐火车过来。老贾介绍道。

你叫什么？连长问。

张建军。

哪里人？

陕西。

陕西什么地方？

韩城。

噢，还是司马迁的老乡呢。连长冲我笑笑，又转头问，知道司马迁不？

这个叫张建军的新兵摇摇头。

你懂不懂规矩，连首长问你话要马上回答！我们的中士文书训斥道。

不知道。张建军赶紧回答。

今年多大了？我问。

十九。

学什么专业？

电路。

你怎么穿这么少，你的大衣呢？我看到他在发抖，也许是因为冷，也许是因为紧张。棉帽呢？

在车上。

那赶快拿回来。我说，收拾一下。

拿啥呀，在火车上呢。老贾笑道，这娃瓷得跟砖一样，到水青站了还在睡大觉，送兵干部不叫他他就睡到库尔勒去了。等他醒过来叫列车员开门，车门又冻住了打不开，最后要发车了才从窗户里翻下来。他叫车上的新兵给他递东西，人家也不知道哪些东西是他的，还没商量完车就走了，他就这么光着来了。

你的供给关系呢？也丢了？我问。

在。张建军在军装口袋里摸出几张纸递给我。

我翻了翻，递给了司务长。

算你命大，关系没丢。我冲张建军扬扬下巴，桌上有酒，你拿一杯喝了，暖和暖和。

张建军看看我，再看看酒，没动。

喝了吧，喝完叫你们排长领你去找个铺先睡下。新兵总是比较老实，不管是装的还是真的，所以我又说了一遍。

张建军又看看我和酒，还是没动。

靠，新兵蛋子，指导员让你喝酒你都敢不喝，不想在这里混啦？文书端着酒站起来走到张建军面前，拿上，喝掉！

张建军脸胀得通红，把手背到后面，使劲地摇着头。在场的人都“哧哧”地笑，我也忍不住笑。

行了行了，别吓唬这孩子了。我问司务长，库房里还有多余的大衣和大头帽没？

司务长回答说没有。

那先把我的大衣拿去用吧，大头帽我那有一顶旧的，你先戴着。还有盒冻疮膏在我桌上，你也拿去吧，记得每天在手上抹一点。我对张建军说，缺什么东西明天给班长报告，我们想办法帮你解决。现在去睡觉吧。

是。张建军敬个礼，走了。

那天喝完酒已经快一点了，文书在连部收拾桌子，我又给车场打电话。这周我值班，我至少得保证我值班期间不要出什么问题。拿着电话等了一会，总机告诉我没人接。不用说，李二明肯定是自作聪明地认为大雪天我不会第二次查铺，便不假外出了。这简直是对我智慧和领导才能的蔑视，绝对不能被容忍。我立刻抓起手电出了门，开着连里那辆没牌照的破吉普去了车场。外面雪下得很大，车里冷得要命，我有点后悔把大衣给张建军了。到车场门口我开始按喇叭，但五分钟过去，亮着灯的值班室仍没人出来开门。仔细一看，大门朝外面锁着。我气得要命，但眼下也没办法，只能掉头回去。回去的路上我忽然开始担心起来，我希望这个见鬼的锤子下士别他妈的出什么事。按说我应该派人出去找他或者给军务股报告，但这样的天气，我又能上哪里去找他呢？报告也不行，汽车连是我带的连队，而我的连队永远都不能自取其辱。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掉头回去。

但这种事让我睡不安稳，夜里三点又给车场打电话，还是没人接。第二天起床后再打，这次李二明的声音很快出来了。

我限你十分钟之内滚到连部来。我说。

我看着表，七分钟后，李二明气喘吁吁地出现在连部门口。打报告进来后，他在我办公桌对面站定。

昨天晚上去哪了？

水青。李二明倒也不隐瞒。

半夜三更下着大雪，你羊肉吃多了跑臊吗？去水青干什么？

没干啥。他梗着脖子，看着别处说。

我没再问下去。李二明是个服役满三年的老兵了，而一个老兵想保有他的秘密，那谁也无法让他说出来。我不再追问是因为得到一个虚构的回答对我而言并无意义。

如果再有下次，我们只好上报团里，建议把你除名。我不指望你给连里长脸，我也绝不允许你给连里丢人。

李二明没吭声。

你心里骂我没关系，但你要影响到连队，我肯定你不会有好日子过。

我没骂你。李二明看我一眼，说。

骂也没事。你走吧，十点之前搬回连里，从今天开始禁假一个月。

李二明扭头就走。

滚回来！你几年兵白当了，不知道怎么走吗？

李二明转了回来，面无表情地给我敬了个礼，走了。

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三次禁他的假了。要是战时，我想，我十有八九会毙了他。

可是车场不能没人值班，于是我想到了张建军。

我完全不了解张建军，所以在让他去车场值班前，我把他叫到房间聊了一会。和昨晚不同，这时的他看上去已经恢复了常态，除了依然拘谨之外，身上的军装似乎也比昨晚合身了，一切都很正常。而且，我发现他的面孔其实很秀气，有一双尼古拉斯·凯奇式的眼睛。依据常理，我不能派一个毫无经验的新兵去值班，因为他不具备处理任何突发事件的能力。这跟在战场上刚补充的新兵总是最容易伤亡一个道理。附近村子里的年轻人经常翻进车场偷窃能够拿走的一切东西——铁丝、油桶、废轮胎、干粉灭火器甚至垃圾桶，而有经验的老兵在时，发生这种事的几率就小得多，他们知道如何对付那些兼职的窃贼。但老兵刚刚复员，新兵尚未补入，正是用人之际。相比之下，张建军过去一年都在后勤学兵队学习，不久将被授予上等兵军衔，所以从军龄上讲，他也不算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新兵了。我与连长商量了一下后，最后决定派张建军先担任一个月的车场值班员。

有什么问题吗？我交代了注意事项后问。

张建军摇摇头。他显然不爱说话。

我问你话的时候，你应该回答我有或者没有。我注视着他。

没有，指导员。张建军答道。

那行，你去吧。我点点头说。

张建军敬完礼刚要走，又停住了。

指导员，你的大衣还给你。

怎么，你找到大衣了？

没，我不怕冷。

我笑起来，我都怕冷，你凭什么不怕？拿到车场吧，车场生炉子，后半夜冷。等天暖和了你再还我好了。

张建军的嘴唇轻微地开合了一下，说是。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开车去车场检查，或上午或下午或傍晚或午夜。我去并不是因为我有多强的责任心，现在也不是战争时期，我认为连队的一切都在我和连长的控制之内。我这么做，只是想让我的士兵们能尽可能平安地度过四年服役期，不要出什么问题，好好地来，然后好好地回去。套用一句比较恶俗的广告词就是“他们好，我也好”。

每次去车场，只要鸣一声喇叭，张建军就会立刻跑出来开门。值班室有一台十八英吋的老式日立电视机，但我没见他看过。他喜欢一个人坐在窗前或是大门口沉思，也许是在发呆，反正就是长时间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不动。他应该是在想家或是感到寂寞，他毕竟只是个新兵，周围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连里他并不认识谁，所以他只能一个人呆在值班室或在车场周围转转，吃饭也是由文书开车给他送去。

一个月后，新兵下连了，我对连长说把张建军换回来，但连长又不愿意了。

他挺适合值班的，不吭声，也不乱跑。连长说，再说新兵马上要去学车，司机们出车也忙，修理工也没一个省心的，不如让这小子一直值班得了。

一个人单独呆久了不利于心理健康。我说，这对他不公平。

张建军接班的第三十一天上午，我又去了车场。在值班室门口，我向张建军宣布了参谋长签署的晋衔命令，并替他换上了一副崭新的上等兵肩章。

你准备回连里吧。我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干得不错。

他腼腆地笑了一下，我想这是我头一次看到他笑。

你把东西收拾一下，要是下午有时间的话，我叫人来替你。

不用了指导员。张建军突然说。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想了一会儿说，我愿意值班，再说，干活也方便。

你不觉得闷吗？我怕时间长会把你呆坏的。

不会的。他说，有指导员来看我。

我沉吟片刻，同意了。

不过，我补充道，你要是觉得呆着难受，就马上向我报告，我会换人来接替你。

是。

说完后，我走进值班室看了看。和往常一样，车辆出入场情况登记得很齐全，字虽然写得不怎么样，但从那一笔一划上可以看出他很认真。内务整得很上档次，地面和窗户一尘不染，床下的鞋按胶、布、拖的顺序整齐排开，脸盆架上的毛巾雪白，牙缸和肥皂盒的摆放也一丝不乱。桌子右上角的电话旁边，齐整整地放着一摞书。我拿起来一看，是套盗版武侠，名字叫作《玉面小飞龙》，作者竟然是金庸。

金庸什么时候写过这书？我笑着问。

全庸。张建军提醒我。

我仔细一看，果然。

这书哪来的？

贾班长帮我租的。

老贾的眼光也太次了。我笑道，你喜欢看武侠？

是。

这书你看完了？

是。

讲了点什么？

我……忘了。张建军愣了一下，好一会儿才说。

主人公是谁总记得吧？

记不得了。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那你看了半天看到什么了？

我胡看呢。张建军不好意思地搔搔脑袋。

从值班室出来，我在张建军的陪同下对车场进行了一番视察。

这段时间没发现有外人进来吧？我一边走一边问。